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死后，其子季孙历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等56。而在他们中尤以杨业、王超、高琼、姚兕及种世衡诸家为突出。
抗辽名将杨业出身将门，入宋后任判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加云州观察使。杨业战死后，其子弟多迁补军职。其中长子延昭在宋真宗朝又以河北守将闻名，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及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加莫州防御使。杨延昭子文广，曾追随范仲淹于对夏前线，又“从狄青南征”。治平中，迁步军都虞候57。杨业一门为大将三世，是北宋将家中的杰出代表。
王超为宋太宗和真宗朝马步军都虞候，曾任河北前线主帅。其子德用在宋仁宗朝出为大将，入居枢相。王德用弟德基，官至延州观察使、鄜延经略使；德恭，官至蕲州刺史。“鲁公（王超）之孙二十八，皆以材武闻于时，继登显仕，或遥领州郡，或擢在横班。”58 其中王德用子咸融，官至眉州防御使59；王德用长子咸熙早卒，生二子，“伯讳泽，以强敏习知民政，累典州郡，终皇城使。仲讳渊，字巨源，结发为右侍禁、閤门祗候，七迁至皇城使、阁门通事舍人，更历烦使，出权陕州兵马钤辖”。王渊死，其子孙仍有继续为将者。宋人评价道：“观国朝以来将相大臣子孙保有其家室迨数世而不坠门法者，不十数家，而建雄军节度使、鲁国武康王公其一也。”60
同样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的三衙大帅高琼，其后嗣为将的情况更为突出。《宋史·高琼传》记载高氏有七子。其中继勋历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节钺；继宣历泾原路钤辖兼安抚使等，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又据王珪于熙宁时记载，高琼共有十四子，继勋、继宣之外诸子从武情况为：继忠，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继和，崇仪副使；继伦，西头供奉官；继密，内殿承制、阁门祗候；继隆，引进使、陵州团练使；继元，东上阁门使、嘉州刺史；继荀，右侍禁；继芳，供备库使、忠州刺史；继顒，左侍禁；继丰，供备库使、昌州刺史；继敏，内殿承制；继昌，西头供奉官。高琼孙辈情况为：“西京左藏库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孙辈：“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孙：“东头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来孙：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61。需说明的是，高琼孙辈以下任职情况，仅为王珪所见，自然不表明最后的官爵，同时各代又只提及最长者，则其余者也不能显现。如高琼孙辈中的遵裕是西陲重要守将，历秦凤路沿边安抚副使及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等，加团练使；高琼四世孙公纪至集庆留后；高琼五世孙世则在北宋末官东上阁门使、华州观察使等62。
姚兕之父姚宝原为普通武将，战死于定川砦之役。姚兕在宋神宗朝历鄜延路总管等，累迁东上閤门使、通州团练使。其弟麟，“亦有威名，关中号‘二姚’”。宋徽宗朝，姚麟迁至殿前都指挥使。姚兕之子雄、古，也是当时有名的边将。其中姚雄“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后至步军副都指挥使，授节钺。史称：“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唯雄三至，凡六年”；姚古“亦以边功，官累熙河经略”。靖康元年，勒兵勤王，为河东制置使。姚古之子平仲，早年在西北为将，靖康间以领兵夜劫金营失败而被贬63。从姚宝算起至姚平仲，姚氏将门在北宋中后期凡四世。
    种世衡为宋仁宗朝御夏名将，其子古、谔、谊，“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种古历知镇戎军及环庆路钤辖等；种谔历鄜延副总管等，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种谊历熙河副将、知兰州等，加保州团练使。在种氏第三代中，种朴历知河州及安抚洮西沿边公事等，后战死；种师道“以荫补三班奉职”，历泾原都钤辖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从童贯讨伐燕京，为都统制。靖康时，历同知枢密院、京畿两河宣抚使及河北、河东宣抚使等，一时成为军中柱石；种师中至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靖康之难中，任河东路制置副使，战死沙场64。元人修史时指出：自种世衡后，种氏一门“至师道、师中已三世，号山西名将”65。

三
北宋时期，将门的情况已如上所述。如仅以《宋史》中的武臣列传为线索，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将门出身者在武将群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那么探究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的话，不难发现既有承袭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北宋本身制度和政策的关系。
自秦以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文官在选任上呈现出日益制度化的趋势，如先后出现的征辟、察举、九品官人法及科举等选官制度虽存在许多弊端，但毕竟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并且逐渐发展完备。而武官在选举和培养上却基本缺乏制度化，除了秦汉开国时的军功爵及唐宋短暂的武举制外，大致上缺乏完整的选举制度。因此，在选拔、任用武将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特别是世袭制残余）的影响更大。同时，文官队伍的培养有学校制度的支持，如太学、国子监及各类官私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文官。而培养武官的专门学校，却几乎不存在。这就造成军事才能的培养主要依赖军营和战场上的实际锻炼。最后，武将的升迁传统上侧重于实效性的军功以及论资排辈，而较少考虑系统的文化素质及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武将之家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其子弟生长于军旅，耳濡目染兵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军事活动。此外，传统上练兵习武还具有浓厚的保密性，甚至于传子不传女，这也使将门获得有利的条件。于是，长期以来武将后备队伍的培养，遂主要依赖军队内部，特别是武将家族来完成。这便形成将门出将的传统，宋王朝遂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如宋仁宗朝，范仲淹在言及任将时所承认：“将门出将，史有言焉。”66
就北宋而言，又有自身维持将门存在的制度及政策。首先，北宋在中唐、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募兵制度，从军遂更加职业化。在北宋募兵制下，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67 组成的军人地位低下，以从军为职业并赡养家庭，也只能以军营为家。北宋军士、普通武官的子弟通常既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又少有其他谋生出路，于是举家从军便成为必然的结果。而宋统治者从稳定军队和兵源的目的出发，也有意培植军人子弟安心军营。如宋真宗曾表态：“朕念取农民以实军伍，盖非良策。惟军伍之家悉有子弟，多愿继世从军，但虑父兄各隶一军，则须分别，以此不敢应募，今可晓谕许隶本军。”当时的枢密使王钦若附和道：“此辈常从父兄征行，兵甲位伍，熟于闻见，又免废农亩而夺耕民，真长久之画也。”68 韩琦在熙宁初也指出：“诸军多是弟侄子孙以父兄尊属在军，遂愿投本营同活；或无子孙者，即召本营人为舍婿，冀一身有托。更有堂从疏属有服外亲充军，后有卑幼补为人员。”69 甚至还将战死者后代编入军中，所谓：“士死国，赙赏其家，涅其孤儿，使继衣廪。”70 因此，军人、武官子弟深受军旅生活影响，自幼熟悉弓马，武将便成为其传统发展和追求的主要目标，这就构成了孕育将门的一个重要基础。现举突出的例证如下：
出身行伍家庭的呼延赞，在宋太祖、太宗两朝成为将官，以勇猛敢战著称。雍熙四年，呼延赞被宋太宗召见，他“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又引其四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以入，迭舞剑盘槊。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史称呼延赞“遍文其体为‘赤心杀贼’字，至于妻孥仆使皆然，诸子耳后别刺字曰：‘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呼延赞历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等职，加团练使衔。呼延赞卒，其子必显又被擢为军副都军头71。可见其家满门从军，具有典型的传统将门色彩。
第二，宋太祖在实施“收兵权”的同时，对武将上层又进行了拉拢收买，给予其家族诸多方面的优待。甚至采取了与其联姻的做法，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帅不仅获得了安保富贵的待遇，而且数家与皇室建立了婚娅关系，宋人对此大加赞赏72。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这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