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将门”现象探析(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做法沿袭下来。由此遂形成拉拢上层武将的一种传统,以后北宋诸帝立武臣女为皇后几乎成为定制73。在此祖宗之法的庇护下,不仅一批批将领及其家族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为其子弟从武为将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如前述李处耘、曹彬及高琼等将门之后,还在外戚身份的支撑下,长期把持禁军将帅之职,形成数世不衰的高门将家。
第三,如所周知,北宋时期科举制是选拔文官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度,而荫补制则在地位和影响上都小得多。科举制的特点是竞争,因此北宋文官集团内部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文臣高门世家,固然有荫补的一定支持,但科举在支撑和维持家族的影响上却具有关键的作用。所谓:“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明卿,皆由此出。”74 如北宋吕氏、韩氏等著名大族之鼎盛,便是如此75。而武将则与文臣不同,由于其子弟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受教育不多的因素,因此少有通过科举入仕者。事实上,从宋朝武官的来源看,大致有荫补、军员转补、军功补官、吏人出职及武举等途径。其中又以荫补和军员转补为主,由军功补官和吏人出职为武者,数量既有限,也很难跻身将官队列。武举在北宋设置的时间不长76,影响很小。如南宋人所说:“名臣宿将勋业赫奕,或出于将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举中出几人?”77可见荫补是选拔武官和武将的重要途径。
宋朝对武官子弟荫补有详细的制度规定,如:枢密使、副使及节度使之子,可荫补西头供奉官,其余子弟可荫补右侍禁及右班殿直以下武职;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及内客省使子弟,可荫补右侍禁至三班奉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分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借职”78。有学者指出:“在(宋代)荫补入仕的官僚队伍中,武官始终占大多数。”79
揆诸北宋史实来看,上层武官都享有荫补和优先迁转子弟的特权,其中宋初开国将帅,更为其子弟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这些膏粱子弟往往乳臭未干已获军衔,甚至未经战阵便为将官。如前述石守信长子保兴“年十四,以荫补供奉官”,其余诸子更为年幼就荫补武职;石保吉、王承衍等人未立寸功,已获节钺。而众多普通武将子弟在荫补等相关制度的鼓励下,同样有机会走上以武立身的发展之道。如战争中死难的中下级武官,其子弟都可获得荫补武职的机会。如北宋中期将领赵滋,其父原为环庆路都监,天圣中战殁,遂“录滋三班奉职”80。大将刘舜卿之父生前为镇戎军都监,死于好水川之战。“舜卿年十岁,录为供奉官”81。类似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庆历二年,环庆部署司曾建议:战死将校子孙原录二、三人,今后对非战胜而死者,要求仅录一人。宋廷一时“从之”。但韩琦认为不合情理,“乞并如旧制施行”,当政者又恢复旧制82。这便说明荫补制度对于培植武将后备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造就了绵延不绝的将门。
第四,北宋时期的高级将领之家,因特殊的背景条件,其子弟还有较多机会得到统治者的垂青,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发展。如天禧初,閤门副使缺员,宋真宗便曰:“朕有人矣。张昭远知边略,曹仪习朝仪,可并除西上閤门副使。”83 治平中,朝议选拔宿卫将官,宋英宗道:“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杨文广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84。张昭远和曹仪作为三衙大将张凝、曹璨之子,杨文广作为名将杨业之后,自然易为人君了解,其升迁也就迅速。同时,一些将帅子弟也因家门的缘故,增加了与朝臣交往的机会,较易得到他们的关注。如:咸平时,将领李谦溥之子允则之所以得到皇帝的注意,便在于大臣毕士安的推荐,如宋真宗所言:“朕在南衙,毕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属卿。”85 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战死后,其子季孙继续为将,并受到不少文官的注目。张耒有“君家将军本缝掖,叱咤西摧贺兰石”86的诗句相赠;苏轼也曾举荐道:“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87
最后,北宋时期武将之间互相联姻的现象相当普遍,而这又对将门的形成和稳定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之子玮曾娶潘美之女;曹玮一女嫁王超之子德基88;王超之子德用娶节度使宋延渥之女89;大将葛霸之子怀敏又娶王超之女90,等等。这种联姻自然产生相互支持的作用,促进和巩固了各自的地位。像曹彬、王超家族的鼎盛,也当与其保持和其他将帅联姻有一定关系。张昭允原为大理评事,以娶潘美之女缘故,换武职。宋真宗即位后,“以昭允章怀皇后(潘美之女)妹婿,颇被亲信”,迁至镇、定、高阳关行营马步都钤辖91。可见张氏在将职上的发展,与潘美家族的关系颇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宋朝毕竟不存在固定的世袭及门阀制度,这就决定了将门现象仍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过度依赖家门功勋而缺乏战场锻炼,便不能不退化承担武将的能力,随着荫补资格的逐渐下降,纨绔子弟就很难保持重要的官爵,不免被排挤出武将队列。因此,北宋两世、三世为将者不少,而三代以上为将者就相当有限了。只有像曹氏、高氏、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少数将门,能保持数世鼎盛。曹氏和高氏数世不衰,主要在于家门加外戚身份的互相支撑。此外,其门规较严,处事谨慎,也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以谨慎著称,其作风对后裔有极大的影响。史称其子曹璨“起贵胃,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92,当非虚言。高琼则“善训诸子,使读书,率能自立于时”93。而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家门之盛,则主要依赖长期对夏战争中军功的维系。
综观北宋历史,将门不仅在军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防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产生了许多有为将领,乃至名将,诸如曹彬之后璨、玮,李进卿之后延偓,杨业之后延昭、文广,杨信之弟嗣,韩重赟之后崇训,马全义之后知节,何继筠之后承矩,王全斌之后凯,侯益之后延广,王超之后德用,赵振之后珣,种世衡之后古、谔、谊、朴、师道及师中,郭遵之弟逵,刘贺之后昌祚,姚兕之后麟、雄、古,王珪之后光祖及稟等等,皆有相当的事迹可述94。
北宋将门中继世为将而人才迭出的情况自然存在,但这绝不表明将门出身者都属良将。事实上在他们中存在着大量平庸之辈,特别是在上层世家之中又更为突出。宋初石守信、王审琦等高门子弟,依赖家世安享富贵,而又表现平庸的情况自不用说,其他许多将帅后裔无所作为的现象也同样存在,对此仅通过《宋史》及《东都事略》中诸多武将列传的记载就可得到印证。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如范仲淹所说:“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95还有人反映:“近岁恩倖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96明镐在巡边时则发现,“时边任多纨绔子弟”,甚至行军时还有倡妇同行97。这些将门子弟一旦踏上战场,便暴露出一副无能相,如韩琦所说:“魏昭昞、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98 按:魏昭昞为宋初枢密使魏仁浦之孙、驸马魏咸信之子99,王克基乃功臣大将王审琦后裔、驸马王承衍之孙100。熙宁初,又有人指出:“今之命帅,则唯用侍从贵官,遣将则多以阀阅子弟,素不谙练兵术。”101 这种局面至北宋后期,并无改观。如宋钦宗也不得不承认:时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的曹彬后裔曹曚,并无应付战事的能力,所谓:“曹曚戚里,岂识兵事。”102
第三,如所周知,北宋时期科举制是选拔文官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制度,而荫补制则在地位和影响上都小得多。科举制的特点是竞争,因此北宋文官集团内部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文臣高门世家,固然有荫补的一定支持,但科举在支撑和维持家族的影响上却具有关键的作用。所谓:“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明卿,皆由此出。”74 如北宋吕氏、韩氏等著名大族之鼎盛,便是如此75。而武将则与文臣不同,由于其子弟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受教育不多的因素,因此少有通过科举入仕者。事实上,从宋朝武官的来源看,大致有荫补、军员转补、军功补官、吏人出职及武举等途径。其中又以荫补和军员转补为主,由军功补官和吏人出职为武者,数量既有限,也很难跻身将官队列。武举在北宋设置的时间不长76,影响很小。如南宋人所说:“名臣宿将勋业赫奕,或出于将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举中出几人?”77可见荫补是选拔武官和武将的重要途径。
宋朝对武官子弟荫补有详细的制度规定,如:枢密使、副使及节度使之子,可荫补西头供奉官,其余子弟可荫补右侍禁及右班殿直以下武职;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及内客省使子弟,可荫补右侍禁至三班奉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分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借职”78。有学者指出:“在(宋代)荫补入仕的官僚队伍中,武官始终占大多数。”79
揆诸北宋史实来看,上层武官都享有荫补和优先迁转子弟的特权,其中宋初开国将帅,更为其子弟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这些膏粱子弟往往乳臭未干已获军衔,甚至未经战阵便为将官。如前述石守信长子保兴“年十四,以荫补供奉官”,其余诸子更为年幼就荫补武职;石保吉、王承衍等人未立寸功,已获节钺。而众多普通武将子弟在荫补等相关制度的鼓励下,同样有机会走上以武立身的发展之道。如战争中死难的中下级武官,其子弟都可获得荫补武职的机会。如北宋中期将领赵滋,其父原为环庆路都监,天圣中战殁,遂“录滋三班奉职”80。大将刘舜卿之父生前为镇戎军都监,死于好水川之战。“舜卿年十岁,录为供奉官”81。类似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庆历二年,环庆部署司曾建议:战死将校子孙原录二、三人,今后对非战胜而死者,要求仅录一人。宋廷一时“从之”。但韩琦认为不合情理,“乞并如旧制施行”,当政者又恢复旧制82。这便说明荫补制度对于培植武将后备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造就了绵延不绝的将门。
第四,北宋时期的高级将领之家,因特殊的背景条件,其子弟还有较多机会得到统治者的垂青,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发展。如天禧初,閤门副使缺员,宋真宗便曰:“朕有人矣。张昭远知边略,曹仪习朝仪,可并除西上閤门副使。”83 治平中,朝议选拔宿卫将官,宋英宗道:“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杨文广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84。张昭远和曹仪作为三衙大将张凝、曹璨之子,杨文广作为名将杨业之后,自然易为人君了解,其升迁也就迅速。同时,一些将帅子弟也因家门的缘故,增加了与朝臣交往的机会,较易得到他们的关注。如:咸平时,将领李谦溥之子允则之所以得到皇帝的注意,便在于大臣毕士安的推荐,如宋真宗所言:“朕在南衙,毕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属卿。”85 宋仁宗朝大将刘平战死后,其子季孙继续为将,并受到不少文官的注目。张耒有“君家将军本缝掖,叱咤西摧贺兰石”86的诗句相赠;苏轼也曾举荐道:“况其练达武经,讲习边政,乃其家学。至于奋不顾身,临难守节,以臣度之,必不减平。”87
最后,北宋时期武将之间互相联姻的现象相当普遍,而这又对将门的形成和稳定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之子玮曾娶潘美之女;曹玮一女嫁王超之子德基88;王超之子德用娶节度使宋延渥之女89;大将葛霸之子怀敏又娶王超之女90,等等。这种联姻自然产生相互支持的作用,促进和巩固了各自的地位。像曹彬、王超家族的鼎盛,也当与其保持和其他将帅联姻有一定关系。张昭允原为大理评事,以娶潘美之女缘故,换武职。宋真宗即位后,“以昭允章怀皇后(潘美之女)妹婿,颇被亲信”,迁至镇、定、高阳关行营马步都钤辖91。可见张氏在将职上的发展,与潘美家族的关系颇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宋朝毕竟不存在固定的世袭及门阀制度,这就决定了将门现象仍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过度依赖家门功勋而缺乏战场锻炼,便不能不退化承担武将的能力,随着荫补资格的逐渐下降,纨绔子弟就很难保持重要的官爵,不免被排挤出武将队列。因此,北宋两世、三世为将者不少,而三代以上为将者就相当有限了。只有像曹氏、高氏、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少数将门,能保持数世鼎盛。曹氏和高氏数世不衰,主要在于家门加外戚身份的互相支撑。此外,其门规较严,处事谨慎,也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如曹彬以谨慎著称,其作风对后裔有极大的影响。史称其子曹璨“起贵胃,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92,当非虚言。高琼则“善训诸子,使读书,率能自立于时”93。而种氏、姚氏及折氏等家门之盛,则主要依赖长期对夏战争中军功的维系。
综观北宋历史,将门不仅在军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防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产生了许多有为将领,乃至名将,诸如曹彬之后璨、玮,李进卿之后延偓,杨业之后延昭、文广,杨信之弟嗣,韩重赟之后崇训,马全义之后知节,何继筠之后承矩,王全斌之后凯,侯益之后延广,王超之后德用,赵振之后珣,种世衡之后古、谔、谊、朴、师道及师中,郭遵之弟逵,刘贺之后昌祚,姚兕之后麟、雄、古,王珪之后光祖及稟等等,皆有相当的事迹可述94。
北宋将门中继世为将而人才迭出的情况自然存在,但这绝不表明将门出身者都属良将。事实上在他们中存在着大量平庸之辈,特别是在上层世家之中又更为突出。宋初石守信、王审琦等高门子弟,依赖家世安享富贵,而又表现平庸的情况自不用说,其他许多将帅后裔无所作为的现象也同样存在,对此仅通过《宋史》及《东都事略》中诸多武将列传的记载就可得到印证。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如范仲淹所说:“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95还有人反映:“近岁恩倖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96明镐在巡边时则发现,“时边任多纨绔子弟”,甚至行军时还有倡妇同行97。这些将门子弟一旦踏上战场,便暴露出一副无能相,如韩琦所说:“魏昭昞、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众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98 按:魏昭昞为宋初枢密使魏仁浦之孙、驸马魏咸信之子99,王克基乃功臣大将王审琦后裔、驸马王承衍之孙100。熙宁初,又有人指出:“今之命帅,则唯用侍从贵官,遣将则多以阀阅子弟,素不谙练兵术。”101 这种局面至北宋后期,并无改观。如宋钦宗也不得不承认:时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的曹彬后裔曹曚,并无应付战事的能力,所谓:“曹曚戚里,岂识兵事。”102
结 语
综上所述,将门现象在北宋时期十分突出,他们在当时的军队及国防活动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北宋将门中也存在诸如能力不断退化以及坐享富贵等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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