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论著目录卷（1900—1999）》[27]（以下简称为《文库目》）仿照《师目》而有所调整。《文库目》共著录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著约38件[28]，分属五类，即“文献及研究”类3件、“考古”类1件、“宗教、民俗”类21件、“科学技术”类11件、“专著”类2件。其中“专著”单列的问题与《师目》相同。此外的问题还有：一、如何定义“文献及研究”类中的“文献”是个重要问题（前述《师目》中定义“古籍、古籍考述”类中的“古籍”也同样）。我们看下面的例子：1、邓文宽发表了二篇关于《年神方位图》的研究论文，《文库目》将其中的一篇归“文献及研究”类，另一篇则归“科学技术”类。2、《解梦书》或应是文献，但《文库目》将高国藩、戴仁、杨自福等三篇研究《解梦书》的论文都放在“宗教、民俗”类而不归在“文献及研究”类（前述《师目》就将关于梦书的论文放在“古籍、古籍考述”类），是不把它视为文献。3、同样是研究《占云气书》，《文库目》将马世长的论文归在“文献及研究”类，而将何丙郁、陈槃的两种论著归在“科学技术”类。可见对“文献”定义的模糊。二、《文库目》将“宗教”与“民俗”并列一类似亦不妥。像占卜文书的研究或与宗教信仰还沾边，但像饮食、婚丧等就与“宗教”关系不大了。
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29]（以下简称为《郑目》）所收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著最多[30]，达55件[31]。分类也最细，但同时归类似稍嫌混乱[32]。我们看这55件研究论著，《郑目》将其分属6大类10小类[33]，即“社会”类中“民俗、体育、游艺”类4件、“其他”类2件；“语言文字”类中“蕃文”类4件；“经子典籍”类“子部”类下“儒家”类“类书”类中1件、“子部”类下“其他”类中5件；“宗教”类下“道教”类“通论”类“概说”类中1件、“其他宗教”类“其他”中1件；“艺术”类下“壁画”类中1件；“科技”类下“历术”类中3件、“天文”类中33件。这其中的问题是：一、同样是研究《宅经》，1件放在“社会”类，另一件则放在“经子典籍”类；同样是研究《阴阳书》，1件放在“经子典籍”类，另1件则放在“科技”类。二、同样是研究《梦书》，1件放在“经子典籍”中“子部”的“儒家”“类书”类，另3件则放在“科技”中的“天文”类。放在“类书”中的是杨自福等《敦煌写本〈周公解梦书〉残卷初探》，它与“儒家”与“类书”有什么关系？放在“天文”类的有汤浅邦弘《梦の书の行方：敦煌本〈新集周公解梦书〉》以及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等，它们和“天文”又有什么关系？三、同样归在“天文”类中还有关于《灵棋经》、《占筮书》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与“天文”基本无关；而应归入“天文”类的关于《都利聿斯经》的研究却又归在“宗教”类。由上可知《郑目》对有关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分类的混乱。这种混乱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第一、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因此学者还不能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类。第二、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又逐年增多，为安排这些论著入目，学者只能在原有分类的框架中做些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新成果和旧框架的矛盾。第三、编者可能对占卜文书的范围、性质等还不大熟悉，因而在分类中就会有归类不当的问题出现。
当然，在分类中列出“占卜”项的目录书也是有的。比如邝士元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34]（以下简称为《邝目》），“科技”类的第一小类就是“天文占卜”，收录了13件与占卜文书研究相关的论著。由于有“占卜”的名目，因此其中收有关于《周公卜法》[35]和《相书》的论著就很名正言顺了。但是不知为何，同是关于《阴阳书》研究的论著，其中1件归于此类，另1件却又归在“历法”类中。另一种目录是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主编、李德范、方久忠编著的《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部分）1886—1992．3》（以下简称为《李目》）[36]。在《李目》的“科技”类中，与“总论”“历法”“天文”“算术”并列，单立了“占卜”一小类，收录论文5篇[37]，其中主要是星占，但也有关于梦书的论文1件。尽管《李目》仍在“民俗”和“宗教”类中著录了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文2件，与其体例不合，但将“占卜”单立一类（比《邝目》还要前进一步，即同时与“天文”分开），确实反映了编者的眼光。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目录虽都单立了“占卜”一类，但也均将“占卜”视为“科技”类下的一个小类。这是很有意思的。即占卜虽然常被视为迷信，但从一开始，对它的研究就被看成为科技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点正是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一个特点，详见后述。
三、以往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历程与特点
通过以上对各种目录书中敦煌占卜研究论著著录状况的分析，结合一些未著录的论著，我们来看看以往有关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些特点。
第一、如同其他门类的敦煌文献研究一样，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首先也是从对古籍特别是已佚古籍的关注开始的。这些最初的研究往往是即兴的、零碎的，没有什么系统，但却起着指引门径的作用。这些研究以王国维、罗振玉、陈槃等为代表，例如有王国维的《唐写本灵棋经残卷跋》、罗振玉对《阴阳书》《星占书》《周公卜法》等残卷的刊布和题跋、陈槃《敦煌唐咸通钞本〈三备〉残卷解题》等。这些成果大多集中收录在王重民编写的《敦煌古籍叙录》一书[38]中。从这些文章看，陈槃的研究最具研究性，当然他所处的年代也稍晚一些。罗振玉则主要是公布资料，研究倒在其次。他在《唐写本卜筮书残卷跋》中说“千余年久佚之秘籍，一旦归我大云书库中，喜可知也。不忍私之巾笥，爰影印以饷好古之士”[39]，表达的就是这种宗旨。因此，《师目》单立“古籍、古籍考述”一类是有道理的。它正确反映了敦煌文献研究也包括占卜文书研究初期的研究实况。
第二、随后，有关天文占方面的研究论著多了起来，而且这一发展势头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我想起码有这样几条。一，“天文占”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边缘性，研究科技史、思想史、民俗史的学者都可以研究，这就使研究它的研究者多于研究其他类占卜文书的研究者。二，在大陆，可能由于“天文占”与“天文”研究密不可分，而天文研究属于科技史研究范畴，没有研究“迷信”问题的危险，所以在其他占卜文书无法研究的情况下，还可以研究天文占。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的1966年，还有关于《敦煌星图》的文章发表[40]。而且研究天文占的主要是研究科技史的专家即席宗泽、严敦杰等。三，港台地区可能是由于陈槃研究的影响。不过陈槃是把天文占作为“谶纬书”来研究的。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研究仍有影响。
不过我们要注意，尽管有关天文占的论著较多，但研究对象却相对比较集中，即集中在对星占特别是对云气占的研究上。代表性研究例如有陈槃《影钞敦煌写本占云气书残卷解题——古谶纬书录解题附录（3）》、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敦博58号卷子研究之三》、安居香山《敦煌写本占云气书残卷考》[41]、何丙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等。直到2000年，还有许子滨《敦煌〈占云气书〉残卷与云雷兴象》的文章发表[42]。这篇文章继承了以往对《占云气书》从科技角度和从谶纬角度进行研究的传统，又增加了与“诗兴”的比较，反映了近年来对天文占研究的角度变化。除对《占云气书》的研究外，值得一提的是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记敦煌开宝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