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4）康遵批命课》[43]。文章在考证文书的同时特别详释了“七曜”的两种意义，研究的文书和研究的角度在以往的占卜文书研究中并不多见[44]。另一篇刘永明《Ｓ．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45]虽然文章有很多问题，但以敦煌天文占中的一大类即《悬象占》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还不多见，这也是近年来天文占研究领域开始逐步扩大的一个反映。
　　正是由于以往对占卜文书的研究，以天文占的研究为最多，而“天文”又属于“科技”，所以不仅上述各种目录都不约而同地把占卜文书的研究归在“科技”类特别是其中的“天文”类中，而且有的目录还直接把“占卜”与“天文”并列为一类。这样分类，如实反映了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以及学界对占卜的理解。但是，混乱也往往由此种分类发展而来，即当学界开始从文化从民俗从术数的角度研究占卜、目录也开始在其他各相关门类中给占卜文书研究留出位置的时候，仍然将大部分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归在“科技”类，就产生了混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第三、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大陆兴起了第一次“文化史”研究热。这一研究热潮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对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以往研究不够或不许研究的问题的研究。占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占卜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开始发展起来了。到九十年代初期，这种研究的成果陆续发表，形成了占卜研究的第一个热潮。前述《中国古代占卜术》出版于1991年、《中国方术概观》（全10卷）出版于1993年。其他大型的或综合性的书籍还有如《四库全书术数类大全》出版于1993年[46]，《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出版于1995年[47]，《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丛书》（全6册）出版于1992年[48]，《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全12册）出版于1993年[49]，《中国神秘文化典籍类编》（全6卷12册）出版于1993年[50]，《中国方术大辞典》出版于1991年[51]，《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出版于1991年[52]等等。这其中，《中国方术概观》与《中国方术大辞典》都有意识地选录或介绍了若干敦煌占卜文书，说明敦煌占卜文书开始受到研究方术史或术数史学者的注意。在这一热潮中，高国藩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民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陆续出版《敦煌民俗学》[53]和《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54]，研究了卜卦风俗、看相风俗、算命风俗、眼润耳热预兆风俗、《解梦书》和《宅经》等，内容涵盖了敦煌占卜文书的主要部分，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所及，占卜研究往往被视为民俗研究，后出版的《文库目》和《郑目》就都将部分占卜文书的研究论著归入了新设立的“民俗”类中。
　　第四，从上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占卜研究的书目中可知，当时的研究实际以介绍、整理占卜典籍为主要内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有着同样特色。其中做的最好的是关于敦煌梦书的整理和研究。自从高国藩在《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给出了《新集周公解梦书》的录文，以及刘文英在《中国古代的梦书》[55]中移录了几种重要的敦煌本梦书后，大陆学者又看到了法国学者戴仁对《新集周公解梦书》所做的录文[56]。最后由郑炳林、羊萍整理出版了《敦煌本梦书》一书[57]。这本书是整理研究敦煌本梦书的集大成著作。其难能可贵之处一是给出了当时所知的敦煌梦书的全部录文，为今后研究这批文献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二是该书并没有停留在梦书的整理上，它不仅对敦煌梦书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整理，而且围绕梦书研究了一系列与社会历史相关的问题。因此，敦煌梦书因本书的出版，可说是成为了敦煌占卜文书中整理和研究水平最高的一类占卜文书。
　　第五、将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应该是历史研究者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一个思路。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表《唐代占卜之一——梦占》[58]开始，就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也就是说，不仅研究敦煌占卜，而且希望清理整个唐五代的占卜现象、进而研究占卜在唐五代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后来出版《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59]的宗旨就是试图在系统整理敦煌占卜文书的基础上，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当时内地使用的占卜书、与书目著录的占卜书、与现存占卜书的异同，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等。希望在唐五代占卜研究的大的框架下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当然初步而肤浅，但自忖所取角度与科技史家、思想史家、术数史家、民俗史家似均有所不同。《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的出版可能还有一个意义，即它既是对以往占卜文书研究的初步总结，也意味着全面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新阶段的开始。
　　第六、要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法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法国学者中，如有茅甘对堪舆、九宫图、乌鸣占，戴仁对解梦书，侯锦郎对相书[60]，以及马克对卜法[61]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重视姓名、方位、颜色中反映出的吉凶及其意义，即使研究梦书也重视“解梦”的方法和“梦的作用”；特别是对卜法，着重从演卦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不同地区占卜术之间的比较。这些都与大陆的占卜文书研究不甚相同，反映了不同的学术传统。至于日本学者的研究，则与国内占卜研究的领域大致相同，即对天文占的关注比较多。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即日本流行至今的“阴阳道”中保留了许多唐代的占卜典籍特别是天文占方面的典籍如《大唐阴阳书》、《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这就很自然地引起日本学者对天文占的研究兴趣。不过最近也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例如宫崎顺子的《敦煌文书〈宅经〉初探》[62]。文章试图从《五姓宅经》开始，归纳出一个《黄帝宅经》的发展过程。归纳虽有牵强处，但以敦煌《宅经》本身的渊源和流变为研究对象，还是很少见的。
　　由以上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特点可知，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可以有很多角度，例如文献整理、天文历法、民俗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占卜术本身等。因此，各种论著目录在分类时就往往将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分到了不同的类别中，当然也有在一个类别中容纳不同类型的占卜文章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是由敦煌占卜文书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多学科性决定的，与学界目前尚未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一个特定类别的研究对象也有一定关系。

四、对今后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几点意见

　　随着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学界对文化史民俗史甚至方术史研究兴趣的高涨，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必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为适应这一发展，我想今后是否应该注意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是否能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群固定下来。在今后的研究论著目录的分类中，能否考虑单立“占卜”一项（或可归在“社会”类）。当然这一问题要与目录的整体分类结合作通盘考虑，但无论如何，将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论著分属五类或十类总归不便。现在的分类现状既不便于研究者查找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利于促进这一课题的研究扩大和深入。其实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占卜著作的分类适应当时人的研究当时人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动中。因此适应目前占卜文书研究现状，在目录分类上作些调整，应该是可行的。
　　第二、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开始也是研究的基础。现在的状况是，敦煌占卜文书的整理远远落后于其他门类文书的整理。因此应该尽快组织人力，像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那样，将敦煌占卜文书中的主要文书进行认真整理，给出录文，以方便大家使用。这是要深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十分重要的一步。
　　第三、在这一整理占卜文书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