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换个角度看，绅权又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正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局限，决定了中国只能是维系生存态、具有内敛性和无为色彩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它既没有外拓、殖民的需求和能力，也没有对内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需求和能力，就连地方官吏的数量和经费都有限。因此，上下官吏大都遵循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官原则，任由一些具有权势或经济实力的家族，结成拟血缘群体父家长网络，管理地方日常事务。以致“父母官”暂时空缺，地方社会也会照常运作。正所谓：“不痴不聋，不成姑公。”就像《红楼梦》里平儿说的：“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但这并不等于姑翁真的痴聋，他们只是装聋作哑而已，一到关节之处，他们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决不手软。也就是说，平时装聋作哑的皇权不仅是绅权和族权的最强有力的后盾，而且还是均衡制约它们的巨大力量。就拿军队来说，比起西方国家，我们是无兵的文化，我们的军队或许难以抵御异族的入侵，但若集中起来对付地方动乱，还是不成问题的，除非中央暗弱到地方势力足以取而代之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看，绅权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自给自足。
从政治结构看，乡绅特别是士绅，是生成国家官僚队伍的庞大后备储蓄力量；而故乡也是大小官吏退休致仕的叶落归根之地。乡绅的势力之所以能让地方官与他们合治一方，不仅因为他们是地头蛇，还因为他们与皇族和官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知道一个小乡绅背后，会有一张怎样的“一表三千里”的“官系网”？正是这种通天接地的网络输出输入，维系着官族与乡族、乡族与家族各种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开放与内敛的动态平衡。
梁任公在其《中国文化史·乡治章》中，就为我们详细描述了他的家乡茶坑村集“组织制度、机构运行、办理事项、社会制裁、争讼公断、征工服役、地方保卫、公共娱乐、经济合作、子弟教育”[11](P276-278)等各种功能于一身的乡治状况，充分体现出乡村自给自足的特性。乡村的土皇帝亦如君王，既不都是横行乡里的为恶霸，也不都是积德行善的菩萨。他们也和皇权一样，不得不大体遵循群体利益至上父家长统治原则，甚至比皇帝多几分忌惮，毕竟世代居乡，远亲不如近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风水轮流转；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兔子不吃窝边草……倘若绝了乡情，等于绝了自己一家子孙后代的根。所以，他们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土地爷”式的地方保护神的角色。近现代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便根于绅权。
要而言之——这鸭头不是那丫头
总之，中国的乡治不是西方的自治，绅权也并非授权，而是与皇权一样，都是天授。这里所谓的天，也并非通常所谓的老天，而是被神化了的祖先。祖先的广义延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传统。换言之，族权、绅权、皇权皆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所授。与西方式的通过契约授权，完全是两回事。
族权、绅权、皇权三者既有同构的一面，自然也有权力与权利矛盾对立的另一面，但无论是忠与孝、公与私、理与利诸如此类的矛盾，也都不是西方国家政权与地方自治或“意义理性”与“实践理性”二元对立的矛盾。传统的中国很少有为个人牺牲家族利益的，也很少有为主义献身的。他们获取或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也绝非西方式的自由竞争，而是通过维护皇统和道统（或至少打着维护皇统、道统的旗号）去获利——不仅族权与绅权要以此去获得皇权的认同和封赏，皇权同样要以此来获得绅权与族权的认同和支持。维系和保证三者间的关系的也不是西方式的契约，而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
要而言之——这鸭头不是那丫头。
只有划清了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之亦然，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才能真正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二者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郑振满 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A].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
［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99.
［6］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J].《文物》，1985（2）.
［7］汪兵.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论父家长的权限[J].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5).
［8］汪兵、汪丹.血缘·土地·共有观——兼论中国人的公私观[J].历史教学,2003(3).
［9］冯尔康.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A].冯尔康、常建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C].台北:财团法人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
［10］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