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转型社会[1] 的关键时期。传统社会的惯性状态与现代社会的新兴架构在相互撕咬、牵掣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敏感者。他们也就是被时代撕咬和牵掣的前沿主体。在两端之间，即知识分子之作为现代社会的专业人士、与他们作为现代社会正义的干预者之间，知识分子为着平衡两种需求，便日益处于艰难的抉择状态之中。以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作为自己的傍身依托，还是在专业之外同时有志于关注社会公共问题，抑或专注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议论并影响社会舆论走向，便成为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志业抉择问题。[2] 换言之，做专业知识分子还是做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两者兼得，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人生抉择。  

　　一、局促关系  

　　简略地分析一下，现代社会里的专业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在专业化分支学科中从事活动的"局部性"知识分子，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指那些从事"普遍性"工作的知识分子。[3] 前者通常是指那些掌握了某一系统的现代学科知识体系的"专才"，后者通常是指那些跨越了现代知识体系的严格专业分界，因此显示出某种"通才"特色的人；前者关涉的对象通常是同一个专业行当里的行家里手，后者关涉的对象通常是行列外的各类专业人士、以至社会大众；前者服务的对象是推进专业知识增长的专家，后者服务的对象是公众；前者寻求的是一个专家圈子的理解，后者致力的是"思想的市场"；前者追求的是知识的专深程度，后者追求的是知识的公共理解与接受；前者必须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后者秉行的是社会批判精神。前者必须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专业知识的规范范围之内，后者必须具有打破专业知识局限的能力，具有一种超然于知识专门分工之上的通观能力，尤其是批判能力。[4] 无疑，在规范的现代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是可以兼得或分别担负这两种知识分子角色责任的，除开他的能力等内在因素的制约外，关键就在于他的个人志愿。这是因为宪政制度的安排、市场经济的运行、开放文化的氛围，为他们自主的决定奠定了外部条件。学术自主与学术责任的联结、专业评价与社会期待的扣合、公共领域与专门领域的不同需要，为他们自主的选择确立了内在基础。  

　　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显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理由，大致是通过其不同的为业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规范的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将自己定位在专业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上面，并以专业的或公共的知识介入公共生活履行其社会责任。在专业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位之间，一般不会有源自社会政治原因的决定性冲突。因为面向公众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面向专业领域的专家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成就，都是经过相对成熟的公共规范或专业标准来奠定和检验的。除开履行公共责任或专业责任的时候，对于履行者本人是否遵守了各自的规范而被人们接受的差异性之外，他们一般不会遭遇来自社会政治体制上的、对于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的组织性压力。他们的选择具有自主性。在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种定位之间，他们成为专业规范与公共规范的"立法者"。[5] 这样，知识分子在规范的民主社会里，具有自律与他律的良性社会运行机制。而且，对于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个体而言，他究竟是想分别承担专业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抑或兼具两者的角色并履行其责任，便是一个他自己根据他的能力、处境、需要乃至于爱好所作出的个人决断。社会绝对没有强制他只能作为专业知识分子或只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强大政治压力。正是从这一视角看，我们才能理解像瓦尔特·李普曼那样典型的1950年代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以与约翰·杜威那样兼得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人，何以可能同时对美国社会发生如此深刻而持久的影响。[6]   

　　转型社会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抉择从容性。转型社会具有两个面相，即现存的非规范的旧的（传统的）社会面相，与规范的新的（现代的）社会面相。而在转型社会的非规范社会面相上，他们表现的则是集群性的知识分子角色人格。这时，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显然的：一方面，这种冲突具有内在性质。专业知识分子的学术定位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导向、以及相应的事实清理取向与价值关注偏好、向专业圈子的学术共同体负责与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共规则解释说明、借助学术语言向专家发言与依靠大众传媒向社会吁求、精深的学理挖掘与普及的通俗的解释推广，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并且，两者对于知识分子又同时构成为知识分子之成为知识分子的理由，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双线作战，处于一种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择定的两难境地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冲突具有外部效应。因为转型社会还不是成熟的宪政社会、市场社会与开放社会。非规范运作的政治制度实际地限定了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干预社会正义的可能空间，社会基本上不需要知识分子直接干政、议政，这样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体现领域实际上非常狭小。非市场社会又无法计算出专业知识分子贡献的知识或技能的准确价格，使得知识分子既难于向市场开价，又难于接受社会给出的购买知识的价格，专业创新的激情受到挫伤。非开放社会限制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参照框架，人们无法与相异文化进行自由的心灵对话，意识形态制约着人们的运思，这使得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围绕官方意识形态的指挥棒旋转，造成知识分子缺乏思想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和批判能力，既无法推动专业革命，也无法推动公共领域的改革。  

　　于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一种专业知识不深而公共干预能力孱弱，但是却既想表现自己的专业素养又想推进社会的公正发展的尴尬之中。使得专业与公共的对应问题陷入一种顾此失彼的局促状态。结果专家不"专"，即站在世界相应专业发展最前沿的专家稀缺，通才不"通"，即可以打通专业限制而能够对于公共问题进行专业性发言的人士罕见这种使知识界蒙羞的情形，成为知识界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二、双损局面  

　　一个知识分子难专难通，既难以就专业问题发言，又难于就公共问题介入，必然使得一个知识分子在其志业抉择上--即他究竟是立定志向作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还是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同时兼得的问题上徘徊犹豫。这种徘徊犹豫，必然造成知识分子做专家与做通才的双损局面。  

　　这种双损局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描述为：一方面，当一个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群体意图成为专业知识分子，因此不打算以思想介入公共问题议论的时候，因为公共世界的建构不足以使人们全心全意去塑造一个知识的专业式象牙塔，他们便不得不分心来应付知识建构的外部社会政治问题构成的挑战。考察近代思想学术发展的一般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只能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在集权社会里，[7] 由于社会政治的诸多限制，形成了制约学术思想研究的教条和禁忌。能够专注地从事精深的学术研究的人士，在数量上既是少数，在质量上也不会太高。在这种社会里，那些达到极高水平的思想学术研究境界的人士，是社会的一个异数。只要我们看看清代学术的朴学情形，就可以相信这种情形在古典集权社会里的实际状况。只要我们看看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学术的处境，我们就可以相信这种情形在现代集权社会里的现实表现。  

　　一个集权社会的社会政治状况之所以足以制约学术家、思想家门进行深入的运思，使得他们丧失专业性而变成政治的附庸，使他们丧失公共性而变成退缩的人群，是因为这一社会从三个维度上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习性：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学术主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