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从自由独立的运思中产生的，一般是政治生活、尤其是机制化的政治组织领袖们刻意提供的。这些主题本身的学术性就是值得怀疑的。比如文革时期历史学界集中资源研究的"五朵金花"，今天看来有些金花就是浪费学术资源的伪问题。而当时知识分子尽力阐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今天看来简直是一个虚构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因素在集权社会里限定了人们运思的固定思路与意识形态范围，因此，知识分子对于任何问题的思索都是"戴着镣铐跳舞"。他们对于问题思考的开放性没有警惕，对于多元理路没有敬重心，对于求解问题的学术严肃性没有慎重态度。只要是政治决定的，就是学术要"论证"的。看看近代中国以来学术主题的凸显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再一方面，当学者极力想冲破政治约束去寻找自己的研究主题时，他们就只能陷入预制好的研究"陷阱"，或以单纯的考据或资料的罗列为能事，或以影射史学的形式表达自己必须含糊其辞处理的观念。看看晚清朴学的处境，与陈寅恪晚年20年的研究，就可以理解这种状态。集权社会里知识分子运思处于一种公共性高度匮乏的景况之中，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准与他们应付政治压力的能力都是相对低下的。因此他们的学术收获也是相对贫困的。而且当他们试图专门对付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经常有陷入政治的圈套之中而不自知的危险：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改造，就是放弃知识审查和批判精神的结果。后来知识分子经历的一系列"洗澡"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学者提出以学术的沉潜反思代替思想的凌空蹈虚的时候，提倡者后来也不得不陷入思想争论的圈套之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营造较为单纯的学术环境的困难程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个或群体知识分子试图放弃专门精深的专业学术研究，转而试图首先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以便为专业研究奠定可靠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时候，又因为他们缺乏社会政治介入的空间，以及缺乏足以服人的专业能力。他们又不能不陷入抒情性地处理公共问题的非理性状态。从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领域的状态上看。转型前后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私密化社会的特点，在这种社会里，真正的公共性还没有显现的社会政治空间。公共权力的私人化与私人生活的隐秘化相形而在。[8] 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参与空间实在是相当逼仄的。比如一个教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是一个成功者，但是他要想介入政治生活，担任政治职务，按照目前政治制度安排，他就不得不重新从基层职级一步一步地往上层职级升迁。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政治干预能力被严格地限制起来。加之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直接担负政治责任、出任领导职务大都会陷入书生气的泥潭，社会对于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的效用都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这种思维定势延伸到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评论上面，人们也通常认为他们的公共吁求只是某种乌托邦的表述，不仅不表示认同，反而不屑一顾。政治参与空间逼仄与公共议论认同缺乏，使得知识分子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显得孱弱不说，而且使得知识分子的论政传统建立不起来。进而使得知识分子自身对于自己论政的有效性产生深深的怀疑，以至于自我消解论政的动力。知识分子不是像现代发达国家那样既是介入政治、又是论政的主体，而是被政治生活似乎自然地排斥的对象。自19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总是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整治对象，在此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从知识分子以专业为依托干预政治生活的状态来看。知识分子本来应当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基础上的社会阶层。他们或以科学家的角色来申述公共意见、或以学术专家的角色介入公共事务、或以新闻记者艺术人才律师身份独立撰稿人来议论公共问题。但是，在中国转型的早期，不仅社会分工欠发达，而且知识分子想一直坚持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也是困难的。他们被赋予了各种社会政治职责。这种赋予不是促使知识分子履行公共责任，而是将知识分子纳入政治有机体制之中而进行的安排。于是，踏入社会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一般就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专业能力、相应丧失了建立在专业基础上对于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和批判能力，变成围绕社会政治组织原则喋喋不休教训公众的"社会贤达"。[9] 随着他们专业人士色彩的淡化，便日益成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象征性人物。"以专业介入公共"的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特征几乎丧失殆尽。论政的公共性不能保证，这些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见往往就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同，使得这类议论成为议论者的个人呓语。  

　　既无法以专业保障公共介入的可靠性，又无法以公共干预的有效性建立起专业研究的良性环境，势必造成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浅薄化状态：一方面，专业的或公共的话语都化约为修辞的话语。另一方面，专业的或公共的角色都代换为表演性行为。再一方面，专业的或公共的谋求都异化为牟利方式。还足以激发知识分子继续关注公共问题的，就仅仅只是内在自我鼓舞的个人情绪了。这样，非理性的情绪化论政状态就出现了。知识分子的论政演变为情绪激越下的政治口号呼喊。结果，造成专业的与公共的知识分子活动双损的局面：其一，专业性欠缺问题上表现为作为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学术的创获实在太少；其二，公共性欠缺问题上表现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影响大众的能力又非常孱弱。学术大众化与公共舆论学术化的变异走向，公共问题解释与引导的政治化与学术研究的官式化胶结，使得学术贫困与公共舆论乏力相形而在。[10] 真正的专业知识分子与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处于稀缺状态。  

三、两极张力  

　　专业与公共的双损局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行为困局。走出这种困局，既需要对于知识分子得以理性处理专业与公共的关系必须的诸前提条件加以确认，又需要对于知识分子的实际分工分化加以强调，更需要对个体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长介入公共生活加以理性的评估和抉择。  

　　无疑，知识分子对于专业与公共的关系能够理性认知和恰当处置，依赖于良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化需求诸条件。从社会政治方面看，一个社会是否需要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领域，就社会政治问题发言，对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公共性，有着制约作用。集权社会的知识分子仅仅是政治的装点，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仅仅是政治的驾御对象。这样的社会是不需要知识分子发挥它在政治公共领域的作用的。只有在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领域具有生活保障、政治权利与人生安全，而这样的社会也需要知识分子就复杂社会政治生活对于公众进行专业的指点。坐实到当代中国来讲，转型中国在政治上具有两种走向，回归集权体制，迈向民主社会。前者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下逐渐降低了。后者是必须经人们的自觉推动才可能实现的。于是，在社会迈向民主与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的需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建立在高度分工基础上的现代生产模式，分工必然日益精密化、技术化、专门化。社会分工的这种定势，决定了在人们被日益纳入一个专门工作领域的时候，会疏漏关乎他们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公共事务。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需要有人指出它的弊端和前景。具有批判导向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显示出他们与专业知识分子的同等重要性来。这正是拉斯基强调专家的局限性的原因所在。[11] 落到中国情景里，市场经济的疾速发展、社会分工的迅速细化，人们日益关注个人的利益所得、关注私人生活的愉悦，公共问题、公共舆论、公共生活的价值需要有人来强调。在专家型知识分子之外促成公共型知识分子的迫切性已经显现出来。从文化发展角度讲，文化的大众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