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性日益凸显，定位庸俗与趣味低下的文化产品充斥社会生活。这就急需有人来针砭文化时弊，提升文化品质。建立在精英文化基础上的知识分子指点文化发展的事务就此显得必要。现代科学文化为知识分子的专业深化提供了进入专门领域的条件。而现代社会的民主性文化与多元性文化，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介入提供了精神基础，发达的文化传播事业、即波斯纳所谓的思想的"市场"[12] 的扩展，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发言工具。知识分子在可以据守专业领域的前提条件下，还可以据有引导文化发展的公共活动场域。在中国的实际情形中，公共传媒实在是需要拓展其公共性的，但是，现代文化的成长已经为知识分子利用公共传媒提供了一定条件。如何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前提下面逐渐拓展公共领域的文化地盘，将公私关系加以有效分解，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得以成长的现实要求。  

　　可见，现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把握好专业与公共的关系。换言之，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具有两极张力。首先，得肯定现代知识分子必须从专业与公共的两个视角认知它们各自的内涵。首先需要强调知识分子的专业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这是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指出，一个学者要想取得传之久远的成就，"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凡是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他充其量只能给专家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受个人眼界的的限制，这些问题是他不易想到的。"[13] 在专业化学术中，热情、灵感、个性都必须经受专业化的洗礼。在专业学术领域里，巫魅、领袖欲、终极关怀、价值、政治都必须加以严格限定。它着眼于自我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只有这样，知识分子的专业收获才是有保障的。今天人们基本上认为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对于他们的公共化是有害的。其实，不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公共化，是没有权威性和认同感的。没有专业化为基础的公共议论，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波斯纳指责的当今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原因在于专业化，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专业关注条件下对于公共问题的随意议论导致的议论质量的下降。他没有看到公共议论权威性与认同感的专业根基。[14] 其次，得强调知识分子专业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公共关怀。仅仅局限在专业的狭小范围思考专业问题，视野会受到局限、方法会遇到障碍、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会相应降低。今天任何专业领域的学者，都必须在他对于他所在的专业领域研究将要发挥的公共影响的基点上，进行专业研究，他才足以获得众所认同的成就。科学家研究专业的科学问题时，诚然要遵循专业规范。但是如果他对于专业问题里蕴涵的公共内涵掉以轻心的话，他就无法判断自己下出的研究结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严重影响。他就会像当年爱因斯坦那样先是倡议生产原子弹，后来原子弹爆炸了又急切地呼吁禁止制造原子弹。[15] 对此，哈贝马斯强调哲学家应当担负三种角色责任，是有意义的一个分析。哲学家当然首先应当是专家，他得对于批判地评估不同专家意见的方法论、新技术运用的风险等规范问题作出专业判断。但同时哲学家还是治疗师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治疗师，哲学家作为提倡实践哲学的人士，他必须对于人们达成合理的自我理解、过自觉的生活提供帮助。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哲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他运用专业能力，介入公共话语，解释生活、申述正义、张扬民主。三者间相互关联，尤以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为重。[16]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知识分子这种公共角色的认知，乃是对于知识分子之作为社会分工角色与知识担当角色的一个肯定，因此具有一种底线的意义。它不是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崇高道德情怀的意义上来申述的。  

　　与此同时，必须探讨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以专业介入公共的问题。知识分子之所以必须以专业介入公共问题，就是因为常人理解问题经常滞留于表层。一般人不愿意就他接触的公共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更没有就这类问题进行专业探求的愿望与能力。这个时候，站在专业与公共边界上发言的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就会较为充分地显示出来。这时知识分子从两端着手开展的工作，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能够就问题蕴涵的专业内涵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以层层剥茧的方式揭示问题的复杂内蕴。另一方面，他能够以公众知晓的思考方式和明白晓畅的语言为公众解释清楚问题，引导他们的思路、判断乃至于行为。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问，知识分子如何以专业介入公共？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在深入专业问题时具有真正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成就，在申述公共意见时具有个人主见与责任意识。在前者，他不是专业的浮光掠影者；在后者，他不是随意指点江山者。而且，他既能有效利用专业工具发言，又能有效利用公共传媒"布道"。  

　　保持专业与公共之间的两极张力具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样有利于知识分子成就他的志业。就专业一端看，这样的处境随时在提醒他的专业工作所具有的公共责任。就公共一端讲，这样的处境随时在点拨他胡乱的议论对于他专业人士权威性所构成的消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样有利于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功用。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规范化发展的社会。它并不需要太多的革命领袖颠覆天地的胆魄、造反群众勇于弃旧迎新的气质、军事家立下军令状的信誓旦旦，它需要的是按照现代规范组织社会资源、按照现代规范遵章行为的职业行动者。他们只是需要在职业之内履行职业责任，以至于可以体会出职业中的社会义涵，以职业为志业。进而以他们守持志业的专业敬业精神和内在涵蕴的道德责任理念来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准和公共干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影响社会生活，存在两种不应鼓舞的趋向：一是文人习性，二是专家习性。前者没有退去知识分子的传统习性，不能有效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也不能有效区分理性化问题与情绪化问题、世俗化问题与神圣化问题、政治化问题与文学化问题的界限，更不能有效区分社会政治对策问题与个人心理安顿问题、不能有效区分情绪发泄与效用追求之间的差异。总之文人习性所具有的现代性特色是很弱的。后者则没有退去个人的角色定位特征，它还没有介入公共生活的知识、心理、能力等方面的足够准备。他只能躲在专业的象牙塔中，寻求解决精深的专业问题，他无能面向公众，并通俗易懂地宣示公众关注的问题的公共蕴涵。他只有专业的思考能力而没有社会的引导能力。  

　　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存在的张力，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择定他们的志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方面，这要求他们既要从专业的一端深入拓展其专业技艺，同时强化其公共干预的意识和提升其公共介入的水平。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避免专业不精而公共不晓的双损现象。中国社会正在迈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通过社会分工与合作的结构定位，已经将专业与公共紧紧地系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认取这一点。  

四、寻求平衡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之成为知识分子具有两个理由，一是他掌握了超于常人的专业知识，二是他对于公众生活的介入与影响。但是，这两个方面也就对于知识分子形成一种拉锯的态势：他必须在专业知识与公共介入之间艰难地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对处于转型社会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讲，尤其具有特殊的含义。一方面，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社会分工的疾速发展、意味着专业化的迅速细分、意味着人们以专业技能谋生的必然走向。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定位就此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转型社会新旧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