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的性质，会带出大量的公共问题，诸如政治制度安排的正当性问题、法律制度的正义性问题、国民待遇的平等性问题、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发展机会的均等享有问题、民主参与的实际可能性问题、公共问题解释的可靠性问题等等，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必须高度关注政治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一切，并给予专业性的解释与指引。在两个方面之间，假如没有恰当地予以处置，知识分子就会被转型社会所淘汰。因为失去前者，知识分子就没有了生存依托。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生存依托意味着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以自己对于公共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产生社会影响力。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基本处境。正是在这个角度，金耀基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与传统知识分子大不一样了。前者可以不必受严密的社会分工带来的生活压力驱使，安心地从事古典知识分子那种"神圣的"、"专业的"知识分子工作。而后者必须首先应付复杂细密的现代社会分工带来的各种压力，只能成为"世俗的"、"业余的"知识分子。[17] 同时这也正是西方学者在专家与知识分子的对局结构中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原因。[18] 如果失去后者，知识分子就丧失了社会身份。现代知识分子必须以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干预、指引与解释，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如果知识分子既不记忆历史，[19] 也不批判现实；既不解释一般问题，也不指引普适规范；既不思考普遍问题，也不留意公正意义；既不介入公众生活，也不关心他人意愿，那么，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它的一切社会规定性。就此而言，知识分子之履行公共责任乃是它的现代角色所注定的事情。  

　　知识分子的角色规定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在专业与公共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寻求深化专业视野和干预公共事务的共同空间。无疑，这个空间是由社会制约着的。社会发展的态势决定了知识分子在专业与公共问题上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在已经处于规范发展状态的民主社会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个人问题。现代社会的二分结构及其张力，虽然会影响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个人的专业造诣，抑或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抉择。但是，知识分子个体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则不会受到社会实际运作的具体影响。换言之，即使一个知识分子愿意龟缩在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域里，甚至不往公共领域窥视一下，他也可以获得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比如像在公共论域里发生了重大影响，本人却从来没有直接就公共问题指指点点的罗尔斯，[20] 便可谓代表。他从来没有被人视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只是一个书斋知识分子。但是他以专业的远见卓识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对于公共论域的讨论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或者一个知识分子只是热情似火地介入公共事务，在专家们的眼里，他几乎对于任何专业都是一个生手，乃至于专家们一经审查他的言论，就会发觉他言论的疏漏之处，他还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甚至发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比如从专业视角看没有独创的学理贡献的李普曼，就以其对于公共问题的言述对于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影响。[21]  

　　然而在当代中国，问题又当别论。犹如前述，处于转型过程的中国社会，一方面以专业定位制约知识分子的存在状况，另一方面又以紧迫的公共问题干扰知识分子的视线。两者实在是相互不让地撕咬、牵掣着知识分子的思维神经和行动选择。知识分子既不能对于个人的生存状态掉以轻心，更不能对于公共事务熟视无睹。因为忽视后者就无法为自己的专业研究赢得空间。数十年政治对于科学领域专业研究的不正常干扰，随时提醒人们注意具有真正公共性的社会政治公共领域系统建构与健全运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如果忽视了前者也就相应地无法为自己的现代价值进行有效的辩护。因为在一个专业化的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专业定位是其发挥社会职能的基础。显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专业处境与公共关注之间的紧张性，要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状况。  

　　于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在自己的个人偏好上决定守持专业还是干预公共，就是知识分子在面对专业与公共的关系问题上无可回避的处境。这是由两个理由决定了的。其一，在社会结构上而言的必须。专业化是转型社会的必须，而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公共事务的干预也是现代社会的必要。知识分子不介入到两种事务之中，这两者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处置。因为知识分子是可以直接而同时发挥这两种现代功能的社会阶层。其他所有社会阶层都是无法替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特功用的。如果没有这两种既分化又联结的社会结构的建立，那么现代社会就无从谈起。中国就只能处于尴尬的传统结构中，或者只能处于永久的转型过程而不能实现顺利的转型，进而从传统跃升到现代。其二，在社会功能上而言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具有各个社会阶层推动转型的阶层功能。知识分子阶层的功用，就是相关地发挥传统所谓"立言"与"立功"的两种作用。立言是指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指点迷津，立功是指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财富产出。富裕与文明都与知识分子紧密相关。知识分子发挥这两种作用的状态如何，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状态如何。当然，知识分子实际发挥的两种作用，受制于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政治空间大小和他们利用公共媒介的自觉程度。前者是社会因素；后者是个人因素。前者涉及到的是社会与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的互动的健康问题。后者涉及到的是个人志愿与实际能力的问题。两者有机综合的状况，则注定了知识分子是否实际联接了专业与公共两个领域，是否将两个领域的结构一致性与功能相关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挂起钩来，从而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进程。这就又关系到实践操作的问题了。而这显然是一个无法经由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的问题，只能是一个由中国社会缓慢的转型来逐渐显示其基本走向与最终结果的问题。  

注　释：  
[1] 本文的转型社会概念，采用一般意义上的处于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社会、集权社会、小农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开放社会、民主社会、市场社会的过程之中的社会的表述。  
[2] 本文中的"志业"，系转用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中的同一概念。参见氏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中"以学术为业"。三联书店1998年版。  
[3] 这里的区分系根据齐格蒙·鲍曼的观点。参见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导论 知识分子：从现代的立法者到后现代的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参见钱满素：《聚焦公共知识分子》，《万象》2002年第8期。  
[5] 参见注3。  
[6] 参见徐贲：《民主社群和公共知识分子：五十年后说杜威》，《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  
[7] 这里的集权社会指的是一个社会政治权力集中在某些个人或组织的社会，它与极权社会不同。前者只是一个描述权力集中的政治状态的中性辞藻而言，后者则是一个直接带有批判意味的政治学概念。  
[8] 参见任剑涛：《私密化与公共关怀--以当代中国为例的讨论》，2002年天津南开大学"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9] 参见任剑涛：《从科学家到社会贤达：角色定位与社会功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  
[10] 参见陶人：《学术贫困、学者自律与警察意识》，世纪中国网站"世纪周刊"，该文部分选刊于《2001--2002 东方·人文备忘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11] 参见拉斯基：《专家的局限》。(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pert),载George B. de Huszar编 The Intellectuals, The Free Press1960.PP167-175.  
[12] 参见前引钱满素文。波斯纳所谓的思想市场大致指书籍、报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