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曾经以大量篇幅缕述契丹族的由来演变，并郑重指出：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化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丹、女贞、党项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该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实体。”[i]

所言极是。但编撰者在热心叙述军事外交诸问题的同时，也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上“辽”之国号曾经数度改易，既证实着“综合实体”的说法，又产生出“术语”新的歧义。这涉及到两国之间长期和平中的无形较量，不妨称之为“文化竞争”（所谓的知识之争，以和平方式，自然融合的冲突—融合模式）。这与近年美国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冲突—重建模式）[ii]是相关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

《剑桥史》复说：

“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或Cathay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整个俄罗斯和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iii]

这种说法只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以为“契丹”仅只是族名，没有考虑到大辽曾经改国号为“大契丹”，也许这才是欧亚大陆称呼“中国”为“契丹”的真正原因。赵翼《廿二史札记》批评“《辽史》疏漏处”，就说“《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iv]当代辽史专家陈述亦指出：“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契丹国号曰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复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v]更重要而且最直观的实物证据，是1930年在巴林右旗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据专家释读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乃是“K’eiauan”的音译，其原意是“中央”。[vi]以此观之，“大契丹国”也就是“大中央之国”的意思，这也许是辽人重新诠释“契丹”的缘由。联系此刻大辽已经融合有多种民族（包括北方汉人）的事实，释放的是否是与中原争夺“中央之国”正统的信号，值得探究。[vii]

赵宋建立之初，曾继承後周方针，以收复燕云为志。宋辽之间一度兵刀相加，终以辽胜。改易国号之举，固然与新君登基有关，但选择的时机，却正横亘在三次战事之间：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年）宋太宗攻占北汉，转攻辽之南京失败以後；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军反攻河北，为宋军击退；以及雍熙二年（辽统和三年，985年）宋军三路出击河北，却以大败而归，从此不言“恢复”，形成了战略僵持的态势。此即自宋开始而後世绵延不绝讲说边关“杨家将”一门世代忠烈故事的时代背景。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列举契丹的“朝政变化”有几个关键：翻译《唐律》始于统和元年（983年），契丹国史撰成于统和九年（991年），制定历法始于统和十二年（994年）。如与契丹改易国号，同时又改元“统和”合观，这次改易之举就更加意味深长了。事实上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澶渊之盟”，就是在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由辽圣宗与宋太宗之子真宗订立的。

众所周知，宋、契丹关系是从“澶渊之盟”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长期维持了和平之局，直到前金崛起。大体而言，契丹在军事上继续保持着威慑，而宋朝则在文化上占据着显著的优势，为此还曾有意实行文化封锁。据《宋史》卷一八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景德三年（1006年）以後宋廷曾特意颁布禁令，禁止在边贸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图书，违反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图书入官。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契丹出于自尊，亦回敬以同样禁令，犯者处死。[viii]《辽史·历象志》明言：“五代历三变，宋凡八变，辽终始再变，历法不齐，故定朔置闰，时有不同，览者惑焉。”元之撰志者大概爱好天文，他列出长表，一一比较了辽历与五代、宋历之不同。鉴于历法向来在政治文化设计中具有特殊意义，是国力竞争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这也保障宋廷以文化优势主导两国关系，而辽国君臣亦欣然于汉化。

契丹虽然在晚唐开始介入中土纷争，但是一直处于激烈的“武化”抗衡之中，无暇考虑“文化”问题。经过五代更替，赵宋入主中原，但由于幽燕十八州的归属问题，双方立场形成尖锐对立。加之赵匡胤登基之後即谋取了契丹的保护国北汉，所以一直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种局面延续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才有突破的迹象：

“开宝八年（辽保宁六年）三月，（辽）密命侍中涿州刺史耶律琮，遣书雄州孙全兴，愿讲和，得覆书。故夏四月遣克慎思齎书使宋，议修好。秋七月，宋遣西上阁门使郝崇信、太常卿吕端来报聘。”[ix]

这种脆弱的联系时断时续，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一度归于歇绝，甚至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廷两度遣使求和，辽君犹不许。僵持一直继续到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势均力敌，达到战略平衡之际。除了厘定边界，确定输款及数额，明确称谓而外，盟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约定了使节互访。从此双方报聘，不绝如缕，生辰年节，相望于道，有机会互相观摩、借鉴，增进了解和互信。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宋代使节当然会深入辽境，详尽汇报契丹风俗信仰之大要，契丹君臣也有近距离观察中原文化礼仪的机会。于是出现了这么一条记载：

“遣使左领军卫上将军耶律元[x]、昭德节度使耶律谐里，副使右威卫大将军李琮、殿中少监李操，如宋贺承天节，以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至。遣使左威卫上将军萧留宁、彰武节度使耶律信宁、副使崇禄少卿邢详、右威卫大将军耶律遂正，如宋贺明年正旦，以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至。”[xi]

请注意，这两个契丹使节团进驻东京的日期，正好分别对应着“降神”和“天书”相继出现的时机。在此期间，契丹使节甚至还为惊扰他们的“鼓声”提出过外交交涉，而且迅速上达“天聪”。以下是《续资治通鉴》紧接赵恒与王钦若商议“天书降神”事之後的几条记载：

“（耶律）元馆于京师，尝询左右曰：‘馆中日闻鼓声，岂习战阵邪？’或对以俳优戏场，闾里设宴。帝闻之，谓宰相曰：‘不若以实谕之，诸军比无征战，阅习武艺，亦国家常事耳，且可以示无间于彼也。’”[xii]

“以示无间于彼”是没把他们当外人，但其真相究竟是常规性质的“阅习武艺”，还是紧锣密鼓地排演着别事，也许永远成为历史之谜。总之从此以後，再大的动静热闹也不必回避了。无论是“朝元殿建道场，结采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伫神贶”大张旗鼓的准备，还是正月初三“帝即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对捧以降。王旦跪奉进，帝再拜受书，置舆上，复与日等步导，却伞盖，撤警跸，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索性请契丹使节现场观礼，“设黄麾仗于殿前，陈宫悬、登歌，文武官、辽使陪列，酌献三清天书”。至于遍告诸庙，“紫云护殿”，改元“大中祥符”等等仪式，应该也是在契丹使节团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请注意“大中祥符”之说，与“契丹”国号意即“大中央”形成的对应关系。且“天书”《大中祥符》的内容，也是“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如谓此次君臣一体的大规模表演，就是以契丹使节为主宾进行的，并且从此成为他们每年一度的常规观礼，想亦不为过分。很多评论忽略了这一因素，因此对“天书降神”的理解和叙述，显然都不够完整。

同年的第二个大举动就是“泰山封禅”。五月“王钦若言泰山下醴泉出，锡山苍龙见”，生怕契丹不知此事，六月又“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