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习俗属于原始萨满，本也崇信天神。《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辽帝皆有简便徽号》说：
“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圣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顺皇帝’，景宗曰‘天赞皇帝’，圣宗曰‘天辅皇帝’，道宗曰‘天佑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于初即位时，群臣上尊号即有此二字。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称。如太祖后曰‘地皇后’，圣宗后曰‘齐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其後耶律淳僭位，亦号‘天锡皇帝’，耶律达实（旧名大石）亦号‘天佑皇帝’。达实殁，其后塔布布延（旧名塔不烟）称制，亦号‘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旧名普速完）称制，亦号‘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xxviii]
《辽史·太祖纪》屡言阿保机祭天祭山，如天赞三年（924年）八月“至乌孤山，以鹅祭天”，“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爊鹿祭。”耶律贤乾亨二年（980年）闰三月，“有鸨飞止御帐，获以祭天。”[xxix]这些信仰或原出自契丹原始风俗。
宋真宗“文化竞争”的针锋相对，无非也是降临托祖，尤以轩辕黄帝曾经诛杀蚩尤，又是华夏的“人文初祖”，自谓能够超胜契丹祖神。“天书封禅”不过使仪式更加典礼化精致化，以自张声势，压过契丹。这种外交“秀”延续多年，逐渐发生着影响。可以参看赵翼缕述“澶渊之盟”以後宋辽交际礼仪各自尊大的曲折，而宋使屡占上风之情事。既不能在沙场搏杀中有所作为，那么宋人以文化自大，傲视群雄的心态，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敏感多疑，小性儿爱恼，则确定无疑，虽名臣亦不能免。[xxx] 而契丹使节或者钦慕中华风仪，或者偷得三拳两脚诗赋本事，就来叫板的趣闻轶事，也一直充斥宋朝词臣的私人记述，并被揶揄尽致。事繁不絮。
其实前述道宗要求宋主的绘像时，“大契丹”早已复号“大辽”，也许正是承认中华文化正统在宋。辽道宗在位约当宋仁宗末年到宋徽宗初年，耶律洪基（1032～1101年）是崇尚中原文化最笃的辽君。据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记述，他命汉臣讲《论语》，至“北辰居而众星拱”句，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汉臣又读至“夷狄之有君”句，不敢讲，道宗曰：“上世獯鬻、猃狁无礼无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他被诬而死之宣懿后萧观音(1040-1075)也以擅长诗文闻名于世，曾作过《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类诗题。[xxxi]
可知在这场由“天书降神”开始的“文化竞争”中，宋朝终于弱化了契丹文化正统的心理及武力统一的意愿，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保持了中华文化对于北方地区的影响，复经辽、金、元三代经营，以北京为中心的格局终于融合南北多个民族，又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版图。从大历史视野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仍然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余论
《元史·张德辉传》言，正当元军尽灭金土，渡过淮河，长驱宋境之际，发生过这样一场对话：
“岁丁未，世祖（忽必烈）在潜邸，召见问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
“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之说，于是成为蒙元闻惕鉴往，拒绝汉化的由头之一，後话不提。至于辽、金之亡的文化要素中，“汉化”是否为其魁首，也有见仁见智之别。“文化冲突”固然会导致武力争胜，弱肉强食的不智，“文化臣服”也会瓦解民族自信，最终消解本民族的价值体系。这段史实作为民族国家间“冲突—融合”模式的往鉴，仍然可以予以多方面，多角度的启迪，供今人深长而思之。
至于“神道设教”在宋以后中国政治文化设计中的意义，钱锺书《管锥编》曾有精辟论述。限于篇幅，略去不提。
页注释。
律高八、高十。熟悉《辽史》的都知道“南院大王高八、北院大王高十”权倾一时，是否即他们兄弟，待考。按宋、辽文献各以其文字书写，辽人经历了文字改革，姓名又常改动，故元时以汉字撰史，双方姓名往往不能合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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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于甘泉宫修太一祠坛，以正月十五祭之。“君基”云云，或即托此。
年新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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