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类举措确有效益，此後几年真宗又接二连三地“降神”，“巡幸”，甚至大兴宫观，不能自已。无论是皇太后卟闻谢弔，还是将征高丽，契丹国也加派使节来宋告知，俨若亲戚，也有机会亲睹每年正月初三“天书降日为天庆节”宋廷一招一式的“演礼”。契丹使臣显然乐此不疲，以致赵恒宾天时，竟然同时派来了三个规格非常高的使节团来行礼如仪：
“遣殿前都检点、崇义军节度使耶律三隐、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马贻谋，如宋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遣左林牙、左金吾卫上将军萧日新、利州观察使冯延休，如宋充皇太后弔慰使、副；遣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宁、引进使姚居信，如宋充皇帝弔慰使、副。”[xiv]
对于宋廷使派往契丹使节，以及流落北地汉民的的心理，钱锺书曾在《宋诗选注》笺注曹勋（？-1134年）诗时有过透辟的分析：
“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捏着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於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跟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後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砺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政治内容比较贫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徒，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途反袵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诉说过：‘我本汉人，陷於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xv]
如此使节往来，倒也化解过危机，如前文所述富弼使辽的折冲樽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7年）的《报聘表》上忽然增加了这样的内容：
“遣林牙左监门卫大将军耶律防，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陈顗如宋，求宋帝御容，以嘉祐二年三月乙未至。”
嘉祐三年（1058年）正月“癸酉，宋遣殿中侍御史假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吴中复、东头供奉官閤门祇候假供备库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宋孟孙，来贺正旦，兼致宋主绘像来。”
这种亟于认识对方面貌的“读图”需求，究竟是因为交往日久产生情愫，还是希望对中华风仪有更加具体的了解，抑或是研究竞争对手的面相个性？下文再论。[xvi]
文化融合
即使严厉批评过“天书封禅”的王夫之，在《宋论》中也承认说：
“钦若曰：‘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言诚诞矣。然而契丹愚昧，惑于禨祥，以戢其戎心者抑数十年。”[xvii]
其实“天书降神”的文化影响还不止于此，从《辽史》等史籍看来，实则为其走向汉化的重要诱因。试为论证：
第一， 是声称辽太祖阿保机时有天神降临：
“君基太一神数见，诏图其像。”“为福神名。其神所临之国，君能建极孚于上下，则治化升平，民享多福。”[xviii]
这位契丹保护神“君基太一神”究为何神，《辽史》语焉不详，两《五代史》亦不载。[xix]我疑心这其实是蹈袭真宗“降神”的亦步亦趋之作。
按“太一”为中国原始之崇拜，为东方太阳神或者北方北极星，崇祀仪典中还包含着一整套复杂的推演之术。宋代特重祭典，“太一九宫神位，在国门之东郊。”“寻以封禅，别建九宫坛泰山下行宫之东”，“及祀汾阴，亦遣使祀焉。” [xx]而由宋廷保护神“黑煞神”演变而来的“真武大帝”，就是镇守北方之神。[xxi]而且沈括《梦溪笔谈》说宋朝奉祀之太一神有十个之多。“君基太一神”亦即其一：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大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无别名，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别无名，遂对‘大游’而谓之‘小游太一’，此出于後人误加之。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宫，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时领太史，预其议论。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别为後殿。各全其尊，深为得礼。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讳改为‘祺’，至今仍袭旧名，未曾改正。”[xxii]
据《辽宋金西夏社会生活史》概括，契丹习俗“好鬼而贵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崇拜太阳神，“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宜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大典时“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可见尊崇“太一”亦有渊源。有趣的是，宋廷托祖是由时间维度前溯，辽主托祖则由空间维度独尊，也可谓各有千秋。
第二是仿效汉制祭山。木叶山本为契丹原始传说之“神山”，《辽史·礼志六》记载：“设天神、地祗位于木叶山。东向，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其典仪制度後来趋于繁复，颇与泰山封禅类似。他们承认这些典仪变更正在宋真宗封禅以後，“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後行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後以为常……兴宗更制，不能正以经术，无以大过于昔，故不载。”[xxiii]又“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xxiv]既已明言“犹中国之岱宗”，余事可知。
第三是自称黄帝之後。《辽史》卷六十三《世表》中明确记述契丹乃“轩辕後”。此为撰者据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年）奉诏纂修之《辽实录》写入的，自非等闲之笔。辽圣宗在《赐园空国师诏》中，亦有“上从轩皇，下逮周法，皆资师保，用福邦家”云云。[xxv]
第四是风俗礼仪的汉化。仅载于《辽史》的“岁时杂礼”中，已包括了了中原的主要节俗，如元旦、人日、中和、上祀、端午、中元、重九、冬至等。近年考察辽国古迹及出土辽墓壁画器物中，也发现了仿效中原供奉四方神，门神用秦叔宝、尉迟敬德像，以及围棋及棋盘的实物证据，[xxvi]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比较异同。
庆历四年（1044年）屡次使辽的富弼上书仁宗时已说：
“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xxvii]
可知制度、文化的趋同发展之快，使宋人反而产生了危机感。我曾说，自从宋真宗“天书降神”，制定“神道设教”之後，对外战争始终在半人半神之间进行，“天书降神”未必不是一次巫术意义上的“文化战争”。复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