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种者收薄”。至于“恶”和“忌”，也应该存在同样的关系，下面对此略作分析。

　　黍，“生”于寅，属火。所“恶”之壬癸属水，所“忌”支辰中的丑亦属水，按五行生克说，水能克火。

　　禾，“生”于巳，属金。所“恶”之丙丁属火，所“忌”之寅卯属木，木、火与金均为相克关系。

　　菽，“生”于申，属水。所“恶”之甲乙属木，所“忌”支辰中之午丙丁属火、卯属木，火与水为相克关系，木本生火，但甲、乙、卯恰与“生”之申处于相克对冲之位，故亦为“恶”、“忌”。

　　麦，“生”于亥，属木。所“恶”之戊己属土，所“忌”之子丑属水，木与土相克，子丑成忌的道理较为费解，但也并非无理。据“五行寄生十二宫”，“长生”之后的二辰依次为“沐浴”、“冠带”，所属之行如婴儿初生，尚处于较为柔弱的状态，此处之子、丑恰当“生”后之二辰，将之列为忌辰，恐怕就是出于此理。

　　据以上的分析印证，我们可以断定，“五种忌”系统的栽种忌辰基本上是依据与该作物所属五行相冲克的支辰来排比的。至于其中某些不合五行冲克的忌辰，有的可能出于传抄讹误，有的也可能出于目前我们尚不明了的其他原因，但“五种忌”中的五行说与五行生克色彩是可以基本论定的。

　　　　　　四、结语

　　以今天的科学知识来看，当然可以将“五种忌”这种根植于阴阳五行的种植宜忌视为迷信，但自当时的知识水准而言（阴阳五行是当时通行的自然观），它还有其必然和合理的一面。从总的指导思想而言，以“五种忌”为代表的栽种宜忌所强调的是，作物的栽种和生长、发育与时令因素有密切的关联，（注：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化与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保存在《吕氏春秋》中的战国农学著作里就有《审时》篇，言稼穑必审察时宜为之，“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文末还引黄帝之言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透过“五种忌”的阴阳术数外衣，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在探讨作物栽培与时令关系上的努力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