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话语”
2005年，学术的中国本位同样在人文学术反思中得到体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学研究领域里关于“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讨论仍在继续，其首倡者曹顺庆于近年来进一步提出了“世界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几年前中国文化研究中还有人提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问题；哲学研究领域里近几年围绕“汉说胡话”和“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争论在今年仍在继续。不过，学者的态度相对冷静了许多，正如方克立所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13郑家栋也认为，“‘合法性’的讨论，旨在完善‘中国哲学’学科的方法与理念，而绝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耸人听闻地表述的，是旨在颠覆‘中国哲学’学科。”14因此，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是中国学术从解构主义思路向建设主义思路的重要过渡。
在这方面，《河北学刊》在2005年也专门开设了“中国学术与中国话语”的专栏，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在学术期刊编辑策划中的显现。在编者看来，“如何在清理西方学术文化叙事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学术的现代性话语，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有一种真正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这不仅关乎到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再生产的现实价值，同时也直接关乎中华民族当下的精神利益与文化安全问题。”15可惜的是，这一栏目因其主编的调离而中断。
5、“当代学术史”
其实，“失语”或“汉说胡话”都是对我们这个学术时代的某种概括，而它的背后正预示着某种学术意识的自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陈平原等人就已经开始推动学术史的研究，不过关注的重心主要集中在近现代。而对于正在发生着的当代学术的“史”的自觉，则在2005年由《云梦学刊》牵头组织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开始成行。尽管“当代学术史”还处于如陈平原所说的是“从一个简单的‘随想’走向拟想中的‘学科’”的不成熟的过程16，但是它所体现的自觉的反思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其作为“学科”的意义。这也正是许明所强调的“学术史研究的当代性”。在他看来，“学术史意识的觉醒是一种当代意识的觉醒。中国上世纪的学术发展的前25年，是模仿、创新、告别、批判的阶段”，为此他提出“前25年”和“后25年”的观点，为当代学术史确立了研究的坐标。17
其实，以“当代学术史”之名所进行的研究并非自今年始，早在1999年，就已有李明山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的《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但此次会议所确立的“当代学术史”更意指文革结束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在此，“当代学术史”便逼近了学者自身，这种“史”的意识的自觉也不断强化着当代学人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与清醒。正如陈平原在《“学术史丛书”总序》所提出的，“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18这些话对当代学术史研究来说同样有效，而其功用更为直接。
6、“文艺学学科反思”
尽管文艺学学科反思一直贯穿了近二十多年来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但是近几年来的围绕“越界、扩容”、“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体”、“教材体系”而展开的论争足以将整个文艺学学科闹得沸沸扬扬。如果说前几年，这种争论还只是停留在各种学术会议和私人言说之中的话，那么，从2004年起，这种观念上的分歧变得公开而且鲜明19，这种争论的交锋性在2005年仍然延续着。不过，双方对同一论题所设定的论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说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在童庆炳看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古时候，中国的仕宦之家，衣美裘，吃美食，盖房子要有后花园，工作之余琴、棋、书、画不离手，等等，这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吗？”20而陶东风则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界定为20世纪后半期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来临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因此，童庆炳认为，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鼓吹消费主义，就是“食利者的美学”，而陶东风则坚持认为“我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发生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一种消费文化现象，而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21进而，童庆炳认为，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鼓吹文学终结论，而“文艺学可能随着这些事实、问题和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如何变，都不会把文学抛弃掉，而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22而陶东风则认为自己“尽管主张文艺学应该关注这些新的现象与事实，我却从来没有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艺学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没有说过什么‘文学的终结’之类的话。至于要用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取代’文艺学研究则是连想也没有想过”。23
近来，围绕“边界之争”所引发的文艺学学科内部的纷争尽管渐渐淡去，但观点的分歧仍然存在，而且这种存在以两代学人的形式被刻意的突显了出来。当钱中文、童庆炳在中南大学举办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对自己所参与的文艺学学科建设的风雨历程进行回顾，并大力倡导文艺学学科的“家园意识”的时候，24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场论争里其实包含着一些被放大的误会：如果没有浓厚的家园意识，就不可能产生越界的冲动；同样，如果没有越界冲动，只是“请息交以绝游”，则只能是守住了家园，却淡化了意识。当文化诗学被视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时，其实已经在方法上越了界，而文化研究更灵活地采用文本研究方法解读大众文化现象时，又何尝不是研究方法上家园意识的强化？
如果说边界之争仅限于学科内部的反思的话，那么，文艺学在应对当代文化方面的表现则更突出地反映在围绕“新世纪文学”究竟反映的是“新新中国”还是“后极权中国”的论争中。近年来，张颐武提出“新新中国论”，认为，新世纪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已经告别90年代的“后新时期”“中国的确有了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的新的历史，但是却没有出现人们所预言的失败和绝望。”25 但是陶东风指出，张颐武所欢呼就是这个阉割了政治现代化诉求、以单纯的物质发展和所谓“小康”为目的的“新世纪”和“新新中国”，所谓“新新中国”实际上就是后极权中国，其“新世纪”论的目标不过是要建设一个专制而富有的社会。26进而，陶东风更明确地把当代文学状况定义为“文学的祛魅”，意指一种“自主、自律的精英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解体”，并尖锐地指出，“今天的文学与文化‘祛魅’了，走向大众了，民主化了，没有门槛了，没有神圣性了，但是它同时也犬儒化、无聊化了。”27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研究逐渐本土化，走向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现实的批判性研究之中。
7、“文学性”
文学界从来都不寂寞，正如文艺学界的学科反思已跨越了文学研究的边界一样，文学界近几年来围绕“文学性”问题的讨论也早已上升到思想文化的层面来进行。2005年，“文学性”的讨论再度成为热点来源于李陀和吴亮在网络上的一场争论。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上，吴亮的观点是“我对文学不抱幻想”，认为已经边缘化的文学无法对现实有所作为，而李陀恰恰因为对文学抱有期待，所以才对90年代以来文学的表现不满，进而反思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的观念，认为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以及在文学创作中对语言等形式因素的强调，造成了90年代的文学无法“介入”现实。28
其实，近几年来，已经围绕着“纯文学”展开了许多讨论。如洪子诚在《“文学自主性”问题讨论纪要》29所指出的，“文学自主性”问题出场的必要性正因为“纯文学”在90年代被市场、社会双重边缘化的现实和历史处境。《纪要》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将“纯文学”问题转换为“文学自主性”问题，从而超越了文学的学科界限，进而与当代思想文化思潮接轨。简而言之，所谓“自主性”问题正是通过“去政治化”方式来确立一种独立、自主的学术/学科伦理。
8、“底层文学”
与“文学性”、“纯文学”问题一样，“底层文学”也是近年来文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薛毅与刘旭在《天涯》上进行了《有关底层的问答》，着重清理的就是“底层”的概念及其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的意义30。“底层文学”的兴起来自于近年来“打工文学现象”受到评论界的关注，这一现象也被评论家视为“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31，“现实关怀”和“新人文精神”32，他们从中看到了铭刻于文学之中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33。与此同时，打工文学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问题，底层文学不需要对苦难进行“拯救”，而只需被“看见”；它撇开了中产趣味，还原了生命个体的本真；甚至底层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叙事”，改变了其虚伪造作的现状34。
但这一话题同样也被吴亮给“搅和”了一番。35《上海文学》11期上发表了一场名为《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的专题对话。这场由南帆、郑国庆、刘小新、毛丹武等学者参与的小范围对话，有很大篇幅用来梳理所谓底层的定义、内涵以及历史沿革，并认为，在当下，（被压抑的）底层的自我表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知识分子来完成，但知识分子如何为底层代言，对话中并没有给出明确路径。这场对话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应。吴亮在其《底层手稿》中指出，“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髦。”它不过是按照讨论者的需要，将“底层表述”学院化的活动。吴亮将这一行为视为批评家巩固自己学术特权的一种策略，并指出，在研讨底层经验的实际操作中，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院式争论”，恰恰是不需要的和有害的。36对此南帆回应道，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底层思考，“既然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思考，期待的读者就是同行而不是大众。这个讨论肯定不是写给底层的口号，也不是替他们代言。”37
同时，郜元宝则展开了对孟繁华“文学第三世界”的批评。不过，郜元宝更多地是从“纯文学”争论的视角来折射孟繁华“文学第三世界论”中“因为‘学术话语’和‘学院批评’的参与，而让学院以外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自认低能”的现象3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吴亮的立场，进而将围绕“底层文学”的讨论与“文学性”、“纯文学”讨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9、“《红楼梦》”
2005年，由“学术热点”而演化成“文化事件”的，要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了。在这一年间，单单有关研究《红楼梦》的研究著作就相继推出了五六十种，包括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有的书店甚至列出了集中展示的专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梦解红楼》、《与贾宝玉对话》，蔡义江的《解读红楼梦》，王蒙的《活说红楼梦》以及张庆善等的《漫说红楼梦》等，更有陈维昭的煌煌百万言的巨著《红学通史》。
但是，最吸引人眼球的却是作家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及其续集成了今年最畅销的红学著作。刘心武的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并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这引起了主流红学家的不屑。在《艺术评论》10期上，封面上就印着“红学界反诘刘心武”，四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接受采访或者撰文，表示对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的刘心武的“红学”和“秦学”必须说话了。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他把刘心武的观点称为“新索隐”。《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也认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有“想当然尔”、“生造”和治学不严等几大误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著名红学家张书才也规劝刘心武，“史学不是靠‘悟’，而是证据”。39
与此同时，支持刘心武的声音也日渐高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网上有一篇文章说“万余网友力挺刘心武”，力挺的理由是“有意思”、“长知识”、“平民挑战权威”等40，还有一篇文章“文化名家为刘心武撑腰”41，一些作家诗人的观点更是大气磅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路”等。不过，这些争论的学术含量已大打了折扣。人文学术如何才能不被当代文化所稀释？这是“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事件给人文学术研究提出的一个严峻问题。
10、“美学的复兴”
“美学的复兴”是笔者杜撰的词语，意指继八十年代美学热后，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学研究的再度复兴。与此前对哲学美学的倚重不同的是，近年来，美学的重新升温也同样与当代文化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生态美学热”。2005年，生态美学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在以往主要从中国古代文学角度立项之后，今年又从中国生态哲学和西方生态批评角度为生态美学观立项。8月19-21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下在青岛召开“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中外学者180余人参加。该会围绕“我国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当下的研究态势”、“西方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与生态文化”以及“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等四个论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
另一复兴的表现是名为“江南文化与美学”的兴起。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不断升温，特别城市化水平、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作为其文化之根的江南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进入到2005年，江南文化与美学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上42，更表现在主题性的学术会议上，上海师范大学近年来着力推动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在今年4月连续召开“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中国美学的地方经验与世界价值”（一个主要议题为“中国美学与江南文化”，其成果已由《江海学刊》以“中国美学与江南文化笔谈”为总题在2006年第1期推出。）学术研讨会，提出注重从江南地方经验的角度研究中国美学的新构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也浮出水面，6月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美学研究中心，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江南美学与江南文化研究”；据悉，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也在积极的筹备之中。
此外，文化理论与当代审美文化讨论中的“身体”也开始成为近年来美学所关注的对象，并在2005年出现了“身体美学”的讨论热43，也成为当代文化影响美学研究的有力佐证。
11、“超女现象”
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媒介文化逐渐成为来自不同专业学科共同关注的场域。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从一个娱乐节目演变为一桩社会性事件。围绕着这个事件形成了两个宏大的关注群体：一个是以粉丝为代表的普通观众以手机短信、论坛、博客等方式对事件进程的参与；一个是来自人文学术思想界众多名人的激烈争论。正如徐贲所说的，“这两个公众因都与‘超女’事件有关，彼此有联系，但也因关心不同的具体问题而相互有区别。粉丝公众关注的是歌手或歌赛的结果，未必对民主问题有直接的兴趣；思想公众关心的是‘超女’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未必自己就是粉丝。”44因此，从一个娱乐话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正需要的是学者的智慧和思想的深度。
从参与讨论的学者阵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的名字：李银河、喻国明、朱大可、何怀宏、张闳、杨小滨、刘擎、许纪霖等等。而讨论的焦点则几乎涵盖了人文学术的几个重要方面。比如说“民主”，有人就大加赞赏，认为其具有民主意识，“最近正在热烈进行中的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大赛，让人看到，娱乐圈或许是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成长最快的地方。”45“超女对当代未成年人公民意识的催生和训练有相当正面的价值，超女正在成为一种对孩子们“酸酸甜甜”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启蒙。”46徐贲也将自己的热情投向了超女们，认为“民主的社会，首先要有民主的市民。中国市民对民主的认识，最快速增长的，恐怕是这些粉丝们。”47但是不同的声音也很尖锐，如许纪霖就努力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认为“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式民主正是权力意志的最好掩护”。48有意思的是，尽管学者从学理上对超女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但对其诉诸于快感的娱乐却表示了理解和认可。作为学者，面对超女的来临，不少人已放下了自恃清高的架子，认为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娱乐节目并不一定会让人“娱乐至死”，因为“好的娱乐节目也并不总是容易得到的，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快乐。”49这种倾向与其说是学者的宽容，不如说是“庶民的胜利”。50
12、“韩流”
因文化热潮而成为学术热点的，还有“韩流”。尽管“韩流”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在大众文化语汇中出现，并引起时尚媒体的追捧，但是它真正进入学术领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却是近两年的事情。2005年，两个与韩国有关的文化事件（2005年年初韩国宣布原首都中译“汉城”改为“首尔”和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登陆中国引发收视热潮）更使得“韩流”成为学者关切的对象。学界的反应也是相当的敏锐。在10月21-23日，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E研究院举行“上海—汉城（首尔）都市文化国际研讨会”，紧接着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举办了“‘韩流’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与“韩流”有关的会议，表面上一个是平行比较，一个是影响研究，但他们共同关注了“韩流”在中国广泛流行的事实，并力图对其中所产生的问题作为回应。比如说，“韩流”的风行有没有亚文化的反抗意义？在中国流行中存在什么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作为特定区域的东亚，能否为我们提供关于城市文化发展的新的想象，能否在区域合作上提供新的动力？这些问题对于21世纪的中国和韩国乃至整个亚洲，至关重要。这一问题的理论自觉最典型的要数韩国的朴宰雨，他有意识地将“韩流”与“汉流”作为双向文化交流的活动来看待，并认为这是全球化语境下东亚文化圈内发生的一种特异的文化现象，进而从解构东西方文化的视角、解释中国“韩流”与韩国“汉流”的几种立场、在东亚文化里应有的角色和作用分析这种文化现象51。很显然，在朴宰雨心目中，“韩流”成为当代韩国文化的代名词，至少是典型的代表。而郜元宝则认为，“韩流”的核心是韩国“青年亚文化”，它“并非韩国文化的本体，它的构成因素很复杂，并不都能代表韩国文化”，而这种复杂性却往往被接受者所忽视。52
正如研究者往往能轻而易举地发现“韩剧”中儒家文化的因素一样，“韩流”现象也从某个侧面回应了2005年中国人文学术界所关心的 “儒学”、“亚洲”、“当代文化”的关键词。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与学术因当代文化而破镜重圆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