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有相当多的妇女在集体劳动中获得了从来未有的自信和成就感，至今中国劳动妇女还承袭这个时代的自信和意志力的遗产，但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就宏观而言，集体化和普遍就业将家庭（族）对妇女的分隔改变为政策性利益的集体分隔——城乡二元分离的格局，使得城乡妇女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活动，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异；但性别关系几乎同样是权力关系上的男主女从，报酬上男高女低。从微观角度看，工业化与集体化“打散”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基础，但消费和维持“再生产”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在性别分工上立法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似乎从未对传统的内外分工有过质疑，相反，妇女的家庭角色一直没被“淡化”，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被强化，加重了妇女双重角色的紧张。
    （三）反思“解放”与“平等”：性别文化的重构与多元主体的共处
    1.“一性化”与“回归女人”　
    文革沿袭了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别路线，并在“极左”的方向推到极致。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性别关系的特点概括为“非性化”，准确地说应是“一性化”——即“男性化”。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厌倦了清教徒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男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希望过世俗的日子时，“回归女人”就成了一种时髦。学界也以批判“非性化”为名，或提出“做女人”、强化“女性意识”的口号，或急于“淡化”、“超越”性别。殊不知未经过性别文化反思清理的虚幻的“淡化”、“超越”和一厢情愿地“做女人”，恰恰掩盖了长期以来男优女劣文化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将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等级主义合理化。

  2.国家与市场：在夹缝中拓展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化、削弱，国家对妇女“保护”的部分减少。在男女同时受到体制转轨冲击的情况下，旧的性别关系格局和观念所起的消极作用是妇女首先失业下岗；而另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开始出于商业目的进行操作，妇女成为性剥削、侵犯、利用的对象，拐卖妇女、卖淫嫖娼、色情出版物泛滥……一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但与此同时，妇女也得到比以往更多的自我组织、自我实现和选择的机会，如妇女组织的多样和活跃，妇女研究的兴起，妇女流动的频繁，寻求自给、致富之路的自觉性的加强……妇女正在改变以往那种被安排、被塑造，需要“代言”、“保护”的被动角色。也正是这个时期，妇女越来越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根据各自的利益和作为女性的共同体寻找发展的空间。
    3.社会性别意识：性别制度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这两个同是“泊来”的概念，并不是像人们理解得那么不可相容；相反，后者使我们理解不平等的深层根源和解决的策略，不再只以男性为标准，不再是男人、国家“解放”妇女，不再限定于“只有提高生产力”、“只有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只有提高妇女自身素质才能以贡献求地位”……男女不平等也不是人们常说的“传统”和“封建残余”在“作怪”，而恰恰是一种社会制度和观念体系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深层的文化反省和社会性别意识的自觉——在这一方面，今天中国社会基本还处于“失明”“失聪”和“失语”的状态。
    主流和大众往往对性别（实际是妇女）采取惊人的矛盾的态度——在“姿态”和口号上重视，而在实质上和内心漠视，因而性别盲点无所不在。就拿生育来说，人们很少从性别制度分工、生物学本质的认识论来批判反思：如何站在妇女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政策？节制生育难道只有妇女承担主要责任这一条出路吗？国家对生育控制真的意味着父权－夫权家庭控制的削弱吗？再如以“性别划线”的“妇女回家论”不断泛起，也反映出对旧的性别分工制度缺乏起码的反思。当然，更少有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资源配置等角度看待隐蔽而又日益突出的家庭暴力、健康、营养甚至商业性性交易泛滥等问题的。
    不过，一种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理解、发声、行动的力量正在壮大，妇联组织和妇女研究学者两种力量的结合，正在试图说清楚文化中的性别议题，也企图诠释什么是真正的解放与平等。妇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她们有不同的复杂的身份认同，她们有权力和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现代社会应该不断满足这种需求。男女不是二元对立和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建构的，现在是到了共同磋商获得男女自我解放的时候了。
三、历史语境：对中国妇女研究的意义
    妇女研究实际上是从性别的角度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进行对话。对中国性别制度——父权制的形成、演变、内部构成、特点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尤其是对近代社会对这一制度的挑战和改变有较为全面深刻和理解，就成了这种对话的前提。同时，当妇女研究成为一种全球行动的时候，在与国外同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历史语境的把握就成了我们自己立足点和归宿。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给我们提醒和启示：
    （一）妇女研究：本土·区域·全球的关系
    妇女研究正在世界兴起，女性主义理念的普及、社会性别概念的普遍使用这一全球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区域化、本土化更是呼声急切、行动迅猛。中国的妇女研究需要从全球妇女生存的历史、现状、运动和研究的趋势所体现的普遍性入手：比如父权制在世界的普遍存在，社会性别概念在研究中的普遍适用，就是从事妇女－性别研究的起点和共识。但是，父权制的运作和社会性别的具体表现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是有差异的，如中国的父权制的形成和内部构造与欧美各国不同，甚至同属东亚文化圈、深受懦家文化影响的中、日、韩等国之间也不尽相同。因此，不但在研究的策略、概念的引进和运用上需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要在本土的研究中检验其适用度并随时给予补充修正。这样做，不但能使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更真正凸现多元性和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本土性的研究和活动才真正能对妇女和人类的进步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对于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来说，对本土的两性生存及其关系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既要能追源溯流，又要善整体把握；既要建立一个从性别角度切入的观察和解释的初步框架，又需要多角度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的研究。
    （二）从因变关系看社会性别制度的历史性
    社会性别制度、两性关系和妇女状况地位，这些范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存在，而是历史的造物。研究者要从变化中考察因循和积淀的成分、变革的内容、以及新旧因素如何共存起作用的。时间的座标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流动的，更是前后衔接的。更重要的，还是揭示变革和滞留因循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其原因，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性别关系向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方面转化。
    （三）从经权关系知性别关系的复杂性
    正如没有固定不变的妇女、性别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抽象的妇女和单一模式的性别关系，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所以，简单地用单一的“压迫－解放”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妇女的处境与反应是不全面的。必须深入到中国特定时代、特定的阶层、特定的民族或地域，认真构筑或尽可能复原当时妇女生活的真切的环境，才能看到一幅较为完整的妇女和两性活动的场景，任何理论和观点都将受到检验。另外，经权理论使我们在理解中国妇女的状况和地位时，避免折衷主义的做法。比如：将“权”的一面与“经”等量齐观，过分扩大妇女在传统时代的家庭地位，将其理想化——这就是把妇女的“生存策略史”混同于父权制控制妇女的“战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