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区别理想价值观和一般价值观。理想价值观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最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理想价值观在目前社会历史阶段还不能成为社会大众普遍践行的价值观。如果无视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把理想价值观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观进行宣传，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为此，在提倡理想价值观的同时，还应该宣传人们应该践行而且能够认同的一般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公民观念、社会公德等。一般价值观不能违背理想价值观，一般价值观也应该发挥提升人们思想境界的作用。
第三，要区别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和私人领域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所涉及的领域并不相同，有些价值观涉及的是社会公共领域，如政治观念、公德观念等；有些价值观涉及的仅仅是私人生活领域，如审美观、职业观等。前一种可以称为公共价值观，后一种可以称为私人价值观。虽然纯粹的私人价值观并不存在，它们或多或少都与公共价值观有所联系，但是区别公共价值观和私人价值观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角度进行价值观宣传与教育，应该主要针对公共价值观领域。公共价值观应该统一，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有序，而私人价值观应该是多样的，如此才能使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三、当前社会价值观现状
关于中国社会当前价值观现状，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有研究者指出，目前我国有三种价值观形态同时并存：一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二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所形成的重功利、重才能的价值观；三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极端利己主义、绝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还有研究者从价值观的内容、目标及衡量体系三个方面对价值观多元化表现作了描述。
关于价值观多样化，学术界指出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价值多样化一方面是对原有价值观内容的拓展、深化和丰富，使价值评价标准更为全面，可以对人和事物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评价。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多样化，造成了多种不同性质价值观并存的局面。如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并存；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并存等等。不同价值目标的并存也造成了对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冲击，在一部分人中间形成了“价值虚无、无所适从”的状况，造成了价值失范的现象。
价值多样化引发了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有研究者把当前价值观冲突的主要表现概括为：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价值取向的冲突；个体价值观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和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多样化还引发了信仰的危机。信仰的危机给一些歪理邪说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一些人产生了理想和信念的混乱，误入歧途，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关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价值变迁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的价值观与以往的价值观相比出现了“滑坡”。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负面效应，也由于长期以来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导致价值观念偏离正确轨道，物欲泛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流行，社会风气恶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在的社会道德风气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如改革开放之前，但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整体上却是进步的，人们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平等观念、效率观念、竞争意识、代价和风险意识的强化，都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不能因为一些暂时的无序和混乱就否定当前价值观念变革的历史进步意义。
关于中国当前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仍然是我们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仍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没有主导的价值观，主导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或重建阶段。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者占大多数。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集体主义是当前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但对集体主义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
关于价值观现状的讨论涉及到怎样看待传统价值观和亚洲价值观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其评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90年代以来，这种讨论不再停留于对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二元纷争，逐步摒弃了简单的文化决定论和文化相对论，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从价值学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历史反思，从全新的视角重新评价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这表现出学术界历史价值观的重大转折。
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是与亚洲经济的兴衰密切相关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度被称为经济奇迹，东亚国家的一些政要和国内外的部分学者把亚洲经济的崛起与儒家文化的影响联系起来，认为亚洲价值观为亚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支撑。所谓亚洲价值观一般被归纳为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义利兼顾的行为准则、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其核心是整体主义的儒家价值观。国内的一些学者对盲目崇尚亚洲价值观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儒家文化与亚洲经济腾飞没有直接关系，也不可能开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各种不同观点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状况。更多的学者看到了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认为“裙带资本主义”在亚洲国家的普遍存在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与金融危机有着一定的联系。亚洲价值观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关系的认识。
四、主导价值观研究
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主导价值观问题，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看法。主流观点认为，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观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提倡和坚持的主导价值观。
在近年有关价值观的讨论中，关于集体主义的文章占有很大的比重，这表明集体主义价值观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也说明集体主义价值观需要重新阐释。学术界批驳了把集体主义对应于计划经济，把个人主义对应于市场经济的说法，否定了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主义价值观代替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观点。指出不应把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计划经济体制强拉在一起，只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应该以集体主义为主导价值观。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固然对强化集体主义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决不能把这种作用误解或夸大为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巩固和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经济体制的更新，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因此，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地位不能改变。
但是，学术界认为，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需要重新理解和阐发，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坚持集体主义首先要澄清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误解。误解之一，认为集体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