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业风险及其防范刍论(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而归。⑤原因是许多商人都抱着与王继轩同样的想法运米来售，结果供应过多了，粮价自然下跌。
商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亦多给商人带来风险，商人“递兴递废，犹潮汐也。”⑥大商压小商可致小商破产，不同商帮间的竞争往往亦以一方的彻底退出为结局。如山西亢氏，人称“亢百万”，在家乡临汾开了一个亢家当铺，后有一典当商来到他的界域开当铺，他看此很不顺眼，每天派人带一金罗汉典价钱一千两，“翌日又如之，约三月资本将完。”这家当铺主人大惧，“问其故，则答曰：‘吾家有金罗汉五百尊。此三月间，方典到九十尊，尚有四百十尊未携至也。’主人侦访之，知为亢氏。与之商，取赎后，匆匆收肆去。”⑦诚所谓“商场如战场”也。再如《金陵琐事剩录》卷3载：“(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而徽商的“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故当地人最不喜欢福建的当铺，但“亦无可奈何也。”在此情况下，徽州商人利用宗族势力等在南京采取统一行动，降低典当的利润，同福建商人开办的当铺竞争客户，最终挤垮本薄利高的福建商人，从而使徽商在南京的当铺业取得独占权。在此情况下，在南京的福建商人成了竞争的牺牲品。
本地商人与外地商人的竞争亦很激烈。南京本地典当商逐渐被外地富民所取代。在江苏常熟，“附居徽籍商民”多经营典当业，当地人经常滋扰，迫使徽商不得不求救于官府的保护。中外商人的竞争也在沿海一些城市中展开，如1741年，荷兰殖民者在噶喇巴屠杀中国商民万人，就是起于贸易竞争。
---------------------------
① 范潦：《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②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二编，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第45页。
③ 《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银圆编，第2页，转见《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广角镜出版社1977年版，第75页。
④ 《字林沪报》1883年10月18日《论市面倒帐之多》。
⑤ 李渔：《连城璧外编》卷6“连鬼骗有故倾家，受人欺无心落局”。
⑥ 汪道昆：《太函集》卷53《处士吴君重墓志铭》。
⑦ 徐珂：《清稗类钞》第24册《豪侈》。
(四)遇诈遭抢之风险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3记载了嘉隆时的北京，一马姓商人被骗150金的故事，“先是苏克温听选，以父恩善文贞公(按指徐阶)。故客其门。时有里人马姓者，携资客于京。”苏客温知道后便“往纳交，叙乡情甚密”，骗得马姓商人的信任，“其人已笃信克温。”克温见时机成熟，即对马姓商人说：“闻君将以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乎?我当为君寄资徐氏官肆中，索会票若券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是君以空囊而赍实资也，长途可贴然矣。马姓乃深德克温，即以一百五十金投之，克温佯人徐肆，若为其人谋者，即持赝票示之曰：‘资在是矣’。其人亟持归，付徐人。徐人以为赝，不与。”结果，马姓商人被老乡苏克温所骗。
往来于长途的商人在翻山越岭时经常遭遇盗贼劫匪。如徽商“李登赢，理田人，尝业茶往粤，经赣被盗。”①在明清小说中这类描写能极尽细节，商人在乘船时可能遇到船户的敲诈，在山间可能遇到山贼的洗劫，有的人专在河上谋劫客商。还有一些恶霸、地痞找茬制造事端，蒙哄吓唬，讹诈商人钱财。叶权《贤博编》中说到：“常州一士夫之兄极恶，岁暮谓群仆曰：‘可寻事来，为过年费。’仆四出无所得。卒至郊，在葬者，棺好而无持服之人，疑有故。夜发之，乃一少妇，衣饰如生，当是大家妾暴死者。群仆弁至小船中，设四盒，缚一鹅于上，若访亲者。薄暮，遇货船，故撞之，倾尸于河，鹅扑扑飞水面。大呼大船撞覆小船，吾娘子溺水，因缚商捞尸，延明月始得，果一妇人死矣。商大窘，愿悉货赎罪，并船户所有尽掳之。商仓猝竟不知妇人实已死者也。其人后为巡按访察，缘弟宦免，至今买冠带，驾楼船，出入鼓吹，虎视乡里。”②在西南地区，“盗贼之辈实繁有徒，缙绅商贾过者往往于此失事。”③牙行的敲诈有时也很残酷。明景泰年间，南京“上新河并水西门近年多被势要之家侵占官地，私立塌房。凡遇客商往来，各令家人伴当邀接强勒，物货到家，任其货卖。”④嘉靖年间，山西孟县“有等市民，私开牙行，招揽客商，通同垄断之徒，共为白日之盗。”⑤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为羽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抢攘之间，甚至亡失货物。”牙行“非借势要之家不能立也”⑥，凭借着官府的势力，牙行往往变得肆无忌惮。
(五)政治干预之风险
政府政策偏颇是导致倭患趋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许栋、李光头等数人为盗，既则张月潮、蔡未山、萧显、徐海、王直辈出而称巨寇矣；初但宫前、南纪、双屿等数澳有盗，既则烈港、拓林、慈溪、黄岩、崇德相继失事，而称大变矣!初但登岸掳人，责令赴巢取赎，既则盘据内地随在城居，杀将攻城，几于不可收拾矣。归根结蒂，倭寇根源在于海禁太严一一“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启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毒，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⑦
-------------------------------
① 《婺源县志》卷34《义行》七。
② 叶权：《贤博编》。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5。
④ 《明英宗实录》卷24。
⑤ 嘉靖《盂县志》卷2《关市》。
⑥ 叶梦珠：《阅世编》卷7。
⑦ 胡宗宪：《筹海图编》上卷《倭原二》。
商人时常遭遇政府、官僚的随意征收赋税、关税等。明代宣德四年(1429)在北京至南京的运河沿岸设置郭县(后移至河西务)、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七钞关；后又在浒墅、九江、北新关、正阳、金沙洲等处设立钞关，对所有通过的商船收船料税，其中临清和北新关还兼收货税。①万历三十一年(1603)户部尚书赵世卿的奏折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捐税苛征的严重后果，“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有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家，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②京城的苛索一点也不比地方少。四川宜宾县民奏：“臣等采米于万山之中，辛勤万余里始至北京。自南京已抽五分之一，淮安抽分三十分之一，至张家湾又抽分五分之一，并僦载费用通计之，不满原本，乃知木客多不至京，盖有由矣。”③
官吏的勒索几及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各色人等。清代铸钱材料相当一部分来自云南，滇铜进境，从出厂到京局，水陆转运，计程万里，要经过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等地方。负责运输铜的官员为了弥补运输过程中的开支，不独捏报铜斤沉失，而且迫使船户讹诈商民。“运员雇船装运，有全不给价，或减办给价者，辄向船户言明，任其在途逗留，讹诈商船，甚至将铜板掷置，指为抢去，或捏称撞损船板，勒令赔偿。商人畏之如虎。”有时上面派人查访，运铜官员还反咬一口，“即以铜斤被窃为词，反向讹诈”。④
明清政府仍坚持商人末位地位的政策，明初朱元璋有“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敢有私下诸藩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⑤凡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把违禁货物运往国外贩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⑥商人的社会地位既然不高，他们从商一般只能离家而为，外乡的陌生环境、区域文化的差异都让他们首先必须谨小慎微。除此之外，商人们仍须经历各种类型的商业风险。康熙末年兰鼎
商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亦多给商人带来风险，商人“递兴递废，犹潮汐也。”⑥大商压小商可致小商破产，不同商帮间的竞争往往亦以一方的彻底退出为结局。如山西亢氏，人称“亢百万”，在家乡临汾开了一个亢家当铺，后有一典当商来到他的界域开当铺，他看此很不顺眼，每天派人带一金罗汉典价钱一千两，“翌日又如之，约三月资本将完。”这家当铺主人大惧，“问其故，则答曰：‘吾家有金罗汉五百尊。此三月间，方典到九十尊，尚有四百十尊未携至也。’主人侦访之，知为亢氏。与之商，取赎后，匆匆收肆去。”⑦诚所谓“商场如战场”也。再如《金陵琐事剩录》卷3载：“(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而徽商的“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故当地人最不喜欢福建的当铺，但“亦无可奈何也。”在此情况下，徽州商人利用宗族势力等在南京采取统一行动，降低典当的利润，同福建商人开办的当铺竞争客户，最终挤垮本薄利高的福建商人，从而使徽商在南京的当铺业取得独占权。在此情况下，在南京的福建商人成了竞争的牺牲品。
本地商人与外地商人的竞争亦很激烈。南京本地典当商逐渐被外地富民所取代。在江苏常熟，“附居徽籍商民”多经营典当业，当地人经常滋扰，迫使徽商不得不求救于官府的保护。中外商人的竞争也在沿海一些城市中展开，如1741年，荷兰殖民者在噶喇巴屠杀中国商民万人，就是起于贸易竞争。
---------------------------
① 范潦：《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
②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二编，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第45页。
③ 《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银圆编，第2页，转见《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广角镜出版社1977年版，第75页。
④ 《字林沪报》1883年10月18日《论市面倒帐之多》。
⑤ 李渔：《连城璧外编》卷6“连鬼骗有故倾家，受人欺无心落局”。
⑥ 汪道昆：《太函集》卷53《处士吴君重墓志铭》。
⑦ 徐珂：《清稗类钞》第24册《豪侈》。
(四)遇诈遭抢之风险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3记载了嘉隆时的北京，一马姓商人被骗150金的故事，“先是苏克温听选，以父恩善文贞公(按指徐阶)。故客其门。时有里人马姓者，携资客于京。”苏客温知道后便“往纳交，叙乡情甚密”，骗得马姓商人的信任，“其人已笃信克温。”克温见时机成熟，即对马姓商人说：“闻君将以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乎?我当为君寄资徐氏官肆中，索会票若券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是君以空囊而赍实资也，长途可贴然矣。马姓乃深德克温，即以一百五十金投之，克温佯人徐肆，若为其人谋者，即持赝票示之曰：‘资在是矣’。其人亟持归，付徐人。徐人以为赝，不与。”结果，马姓商人被老乡苏克温所骗。
往来于长途的商人在翻山越岭时经常遭遇盗贼劫匪。如徽商“李登赢，理田人，尝业茶往粤，经赣被盗。”①在明清小说中这类描写能极尽细节，商人在乘船时可能遇到船户的敲诈，在山间可能遇到山贼的洗劫，有的人专在河上谋劫客商。还有一些恶霸、地痞找茬制造事端，蒙哄吓唬，讹诈商人钱财。叶权《贤博编》中说到：“常州一士夫之兄极恶，岁暮谓群仆曰：‘可寻事来，为过年费。’仆四出无所得。卒至郊，在葬者，棺好而无持服之人，疑有故。夜发之，乃一少妇，衣饰如生，当是大家妾暴死者。群仆弁至小船中，设四盒，缚一鹅于上，若访亲者。薄暮，遇货船，故撞之，倾尸于河，鹅扑扑飞水面。大呼大船撞覆小船，吾娘子溺水，因缚商捞尸，延明月始得，果一妇人死矣。商大窘，愿悉货赎罪，并船户所有尽掳之。商仓猝竟不知妇人实已死者也。其人后为巡按访察，缘弟宦免，至今买冠带，驾楼船，出入鼓吹，虎视乡里。”②在西南地区，“盗贼之辈实繁有徒，缙绅商贾过者往往于此失事。”③牙行的敲诈有时也很残酷。明景泰年间，南京“上新河并水西门近年多被势要之家侵占官地，私立塌房。凡遇客商往来，各令家人伴当邀接强勒，物货到家，任其货卖。”④嘉靖年间，山西孟县“有等市民，私开牙行，招揽客商，通同垄断之徒，共为白日之盗。”⑤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为羽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抢攘之间，甚至亡失货物。”牙行“非借势要之家不能立也”⑥，凭借着官府的势力，牙行往往变得肆无忌惮。
(五)政治干预之风险
政府政策偏颇是导致倭患趋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许栋、李光头等数人为盗，既则张月潮、蔡未山、萧显、徐海、王直辈出而称巨寇矣；初但宫前、南纪、双屿等数澳有盗，既则烈港、拓林、慈溪、黄岩、崇德相继失事，而称大变矣!初但登岸掳人，责令赴巢取赎，既则盘据内地随在城居，杀将攻城，几于不可收拾矣。归根结蒂，倭寇根源在于海禁太严一一“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启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毒，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⑦
-------------------------------
① 《婺源县志》卷34《义行》七。
② 叶权：《贤博编》。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5。
④ 《明英宗实录》卷24。
⑤ 嘉靖《盂县志》卷2《关市》。
⑥ 叶梦珠：《阅世编》卷7。
⑦ 胡宗宪：《筹海图编》上卷《倭原二》。
商人时常遭遇政府、官僚的随意征收赋税、关税等。明代宣德四年(1429)在北京至南京的运河沿岸设置郭县(后移至河西务)、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七钞关；后又在浒墅、九江、北新关、正阳、金沙洲等处设立钞关，对所有通过的商船收船料税，其中临清和北新关还兼收货税。①万历三十一年(1603)户部尚书赵世卿的奏折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捐税苛征的严重后果，“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有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家，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②京城的苛索一点也不比地方少。四川宜宾县民奏：“臣等采米于万山之中，辛勤万余里始至北京。自南京已抽五分之一，淮安抽分三十分之一，至张家湾又抽分五分之一，并僦载费用通计之，不满原本，乃知木客多不至京，盖有由矣。”③
官吏的勒索几及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各色人等。清代铸钱材料相当一部分来自云南，滇铜进境，从出厂到京局，水陆转运，计程万里，要经过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等地方。负责运输铜的官员为了弥补运输过程中的开支，不独捏报铜斤沉失，而且迫使船户讹诈商民。“运员雇船装运，有全不给价，或减办给价者，辄向船户言明，任其在途逗留，讹诈商船，甚至将铜板掷置，指为抢去，或捏称撞损船板，勒令赔偿。商人畏之如虎。”有时上面派人查访，运铜官员还反咬一口，“即以铜斤被窃为词，反向讹诈”。④
明清政府仍坚持商人末位地位的政策，明初朱元璋有“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敢有私下诸藩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⑤凡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把违禁货物运往国外贩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⑥商人的社会地位既然不高，他们从商一般只能离家而为，外乡的陌生环境、区域文化的差异都让他们首先必须谨小慎微。除此之外，商人们仍须经历各种类型的商业风险。康熙末年兰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