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页。
  ⑤  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志·义行》
  ⑥  《清盐法志》卷188《N两浙·杂记门》。
  ⑦  (清)李虹若：《朝市丛载·序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京师之地，各种坑蒙拐骗事件层出不穷，随时可能落人陷阱。故社会风险对商人而言尤其应该重视。李虹若说，行路时有十二则：1、凡出外收拾行李，若有铜、铁、锡、铅、石砚一切重物，不可收入箱笼及包袱之内。倘付脚夫挑载，疑是财帛，遂起歹心，不可不戒。如有此物，宜显露外面为是。2、凡外出必须择的伴，庶几有辅。若路逢素非相识之人，同舟同宿，未必他人似我，一切贵细之物，务宜藏密，谨慎防护，夜恐盗而昼恐拐也。3、不论陆路、水行，俱看东方发白方可开船、离店。若东方冥暗全无曙色，寒鸡虽鸣尚属平夜，便急促解缆、陆行，恐遭奸人劫夺之害。至于日将西坠，便当投宿，俗云：“投早不投晚，耽迟不耽错”也。4、有物不可离房，无事切宜戒步。大抵鼠窃之辈有心窥探，或结善己仆，亲热来往，伺我他出，即潜入盗偷，故房门常宜关锁，出门宜早回头也。5、吊白打拐，诓骗掣哄之辈，智过君子，狡诈莫测，或假装乡里讲乡谈，称有寄托，哄出我银却将铅石抵换。或用物件玩器执立街衢，自谓客仆偷出主物，不求高价，惟求现卖，诱人僻巷哄买；及觉物伪，寻觅，则拐子变易衣帽，虽立面前不复识认。种种诡计，惟老成、守己、不贪者方能不入彼奸套。出，最忌铿吝，凡与人同舟共店，饮食蔬果务均众同嗜，不宜背地自用，或每事独占便宜，皆足取人嫌弃。至于话言，尤要谦慎、缄默，使人难以窥我虚实。若满口衿夸，说短论长，不知观前顾后，此人必无内养，诚为可憎。6、凡在外，弦馆歌楼之家，不可月夜潜行，遇人适兴酌杯，不可畅饮过度；见人博弈赌戏，宜远而不宜近；有人携姑作乐，不得随人打哄。少年老实，方保无虞。7、京师小咎最为可恶，着自己仆役跟车后可保无虞。8、写船不可无埠头，夫车不可无脚头，倘铿小希，省牙用，船无埠头，小人乘奸为盗；夫车无脚头，脚子弃货中途，或至财劫命休。此皆因小而失其大，切宜戒之。9、外出为客，务宜朴素。若到口岸肆店，服饰整艳，小人心生窥觊，潜谋劫盗，有性命之忧。如孩童年小，父与母垂爱，以金银为之冠帽、手镯、项圈、耳坠之类，小人利其财物，或毁体折肢探取，或连孩童拐去。谋杀之端由此。10、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财帛切宜谨密收藏，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细，显露被人瞧见，致起歹心，丧命倾财，始由于此。居家有财，亲友见之，或借，不惟无以推辞；拒之，必生怨隙。11、同船搭伴之人，或人物衣冠整齐，无甚行李，踪迹可疑者，非拐子即掏摸吊剪之流。或自相赌戏以煽诱，或置毒饼果以迷人，或共伙党而前后登舟，或充正载而邀吾人伴。若不识其奸，财本遭掳，又苏杭湖船，人居上层，行李藏于板下，苟不谨慎，多被窃取。12、凡待人，不论行客、主家，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怒骄恣，恐致争气生事，至于童仆，尤宜抚恤，勿为苛刻，使其怀其恩，实心效力，谚曰：“在家靠妻子，出外靠童仆。”尤所宜戒。
    《士商类要》也提到为商贾者，身携重金旅行在外，或押重货在途，又身处他夕，所以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处处小心，保护人身物财的安全。上船下马要稳当踏实，防止失足。搭船运货，陆路押货，都要“早歇迟行”。“凡行船宜早湾泊口岸，切不可图快，夜行陆路，及早投宿，睡卧勿脱里衣，此为防避不测。”“天未大明休起早，日才西坠便湾船。”目的皆在于防备劫夺之事发生。还要注意天时变化，“伏日行船，最忌乌云接日，腊天起早，须防黑雾漫天。”贵重财物必须随身携带，不可随便放置，“初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也不要显露财帛，必须密收藏放，就是一些不值钱的铜铁之物也不要放在箱箧，以免引起外人疑心以为是珍宝财物而起歹心。衣着装饰亦宜素朴，童稚戒饰金银，以免引起谋财害命之事发生。
    徽商刊刻了如《水陆路程》、《宝货辨疑》、《程君房墨谱》、《商贾便览》等著作，举凡算帐、交税、用银、用秤、出行气候、商业通信、求神保佑发财等一切知识和经验，都包括在内。
    (五)树立良好的阶层形象以减少世人的敌视
由于商人生活方式富于流动性，传统社会管理方法已不能胜任，于是封建政府对商人阶层竭力限制、遏制。乡族势力往往干涉商人的商业经济活动，如建阳运木商人须向乡众缴纳相当的费用。“建阳商人沿溪转运木筒，当经过水坝之乡众，议定修坝费用，大约每厂木筒经过一水坝，须出用二元以上十元以下。”①明清时期，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注定了商人只能处于社会的下层，尽管因为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可能获得较高的利润，但他们无法享受高层次的吐会生活，他们千方百计努力改变自己的商人地位，力求跻身与士绅阶层，这才是他们人生价直的最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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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第二编《物权》，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由于商人地位低下，但商业却又是当时最有可能改善经济状况的可能途径。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的人们往往只能挣得赖以维生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商业却可以凭借勤敏和多思而迅速致富。于是，我们在传统典籍中经常看到贫苦小民筹集小本经营商业的例子，这样的商人比较能为人们所接受，一旦经商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多数人往往就退出商业领域，在户籍里，我们往往较难看到商人这个身份。
    但是，明代商人阶层也已逐渐地把商业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因而注重树立自己的阶层形象，克服世人“商人必奸”的固有成见。譬如1、为商贾者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注重自省，使自己成为具有较高道德水准和文化素养的人。徽商吸收、继承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中优秀的传统，力倡为人应是“良善”、“忠厚”、“至诚”、“信实正大”、“笃实”、“谦恭”、“克己无私”等优秀品德。他们强调节俭为已，“用度须薄乎自己”，要时常让自己经历劳苦，“筋骨常从劳苦多”。2、善于观察人生和社会，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善于团结人，和气生财，信赖伙伴，还要尊老爱幼，使自己具有完善的人格。立身正才能创业，才能事业有成。3、熟悉商品和市场，公平竞争，以智能取胜。要培养自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如商品知识，如何鉴别商品的优劣真伪，善于发现弄虚作假偷窃等行为和手法，善于把握商品市场的规律，善于管理、经营，而不是弄虚作假、尔虞我诈、损人利己。意思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商人。4、心存警觉，防身有术。正是在这种既防外祸又练内功的过程中，明清商人不断开辟着商业发展的荆棘之路。

三、明清商业风险及风险防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商业风险可以发生在经商前、经商中和经商后。经商前，要克服被人轻视的心理，到明嘉靖以后，商人以自己自觉遵循道德行为的努力改变了过去“商人必奸”的印象。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队伍也逐渐壮大。商业书的编纂以及商业经验的传承提高了明清商人抗御风险的能力，商人的自我意识也进一步明确了，他们更注重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
    防范风险使商人更加依附于政治，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和独立身份，不利于中国独立商人阶层的成长。商人、地主、高利贷三位一体的格局，更加补强了小农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牢固的社会经济结构，不能充分地发挥商人对小农经济的解体作用。商人采取政治联姻、贿赂、买官、培养自己在政府中的代言人等方式，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以降低商业风险。但这客观上销蚀了大量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转到贪官污吏哪儿，更造成了国家机器的腐败，降低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极易造成社会动荡和骚乱。明清时期一些商人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各式各样的专卖事业，其所形成的垄断大大妨碍了自由竞争，使经济资源得不到有效的运作，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受到压抑。防范风险的许多机制实际上多在保护中小商人，大商人往往在商业风险防范中承担更多的义务，包括事务上的和经济上的，这就使中国难以形成更大的商人，商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离开商业，而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去。防范风险更多地具有自我和民间的色彩，官方虽然也有一些保护商人的措施，但多效果不好，民间的风险防范却又多以自我保护为中心，对自我的保护往往成为别的商人经营必须面对的风险。从小集团方面看，抗御商业风险的能力增强了，而从整个社会看，商业经营的环境仍不美好，虽然也有一些小集团跨越狭小的圈子，融合到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但这一进程非常曲折、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