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三派院，对神歃血誓天，当众议约。云从情愿出身告官对理，约内李如春、李如山、萧草庭、蒋逸山等每人先出花银十两入众公用，恐本州差官踏勘要银用，度日逐供给。自立约之后，云从等再不敢退缩，其陂田争回，云从亦不敢擅自称主徇私，以为已业，永为赡陂田产，恐多要使用。照依前派，云从无得干预，日后如有一人不遵者，罚银十两入众公用，中间但有走泄私自送信者，子孙永堕沉沦，覆宗绝嗣。今恐无凭，立此文约一纸为照。至正元年辛巳四月日，约一纸付李如春执照。”
    根据文约协定，周氏出力，李、萧、蒋氏出钱，共同将罗存伏兄弟告官。由于其中的蒋逸山又是罗氏盗卖田产的买主，因此为达成一致，五人甚至歃血结盟，以示其决心与忠诚。不久后，罗氏侵占事件有了结果，据记载：“周云从纠族经理，具状赴告。泰和州差兵廖思齐等勾得存伏兄弟到官，对理明白。供招实情，愿央请亲邻蒋逸山、胡济川等折中，——吐退所占田塘、陆地，归还周大夫子孙掌管膳陂。其碉石陂下直至文陂，系云从纠同李如春修筑；其下桐陂、拿陂、白马陂，以至助陂，系云从纠同萧草庭修筑，直至三派口出。自今当立约吐退之后，从便周大夫子孙永远掌管，改召佃人承耕，以为万民方便。存伏兄弟及在场中证人等皆不敢如前互占。”
    经过官府审判，罗存伏愿意将侵占之田还于周氏。周氏夺回了被占的陂田，与此同时，鉴于槎滩陂水利系统的日常维护之责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即由从前的周氏家族维修，变成了受益各族分担，如上所述，李如春、萧草庭等都参与了槎滩陂水利系统的修筑工作，因此为避免日后的纷争，也为了更好地管理陂堰，当地士绅共同协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最终订立了新的管理制度以及用水公约——“五彩文约”。《重修槎陂志》中对此记道：“元至正间，李英叔……其子如春，偕弟如山与周云从，以宋仆射周羡所赡陂田被人侵占，与蒋逸山、萧草庭控诸有司。得直立五彩文约，轮为陂长。”⑽《南冈李氏族谱》记载更为详细，如下：“自今立约之后，各人当遵。但有天年干旱，陂长人等以锣为号，聚集收水。人各备稻草一把，到于陂上塞拱，如石倾颓，务要齐心并力扛整，以为永远长久之计。日夜巡视，不可遗误。庶使水源流通，万民便益，其租利递年眼同公收，无自入己。如有欺心隐瞒，执约告官论罪。今恐无凭，故立五采描金文约：仁、义、礼、智、信五张，各执一纸，永远为照。”⑾“五彩文约”规定，由萧草庭兄弟、李如春、李如山、周云从、蒋逸山轮流担任陂长，分别称为“仁、义、礼、智、信”五号，负责当年的陂田收租与水利管理及维修工作。
罗氏侵占田产事件的解决，表明周氏家族的势力已大不如前，在陂产被占后，必须借助官府与地方其他宗族的力量才能将之收回。而随后五彩文约的订立，一方面是周氏对各族协助的回报，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鉴于其他家族的势力，周氏最终妥协。周氏、蒋氏、萧氏及李氏兄弟在官府的支持下共立文约。规定轮流担任陂长，负责对槎滩陂进行管理与维护，由此宣告周氏一族独占陂利的时代结束。五彩文约的订立不仅确立了上述几大家族在水利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槎滩陂为周氏独占的性质，使之变成为“乡族共有公共资源”；而且也确立了乡村社会各宗族在享用水利上的制衡性制度。

四、明清出现的新纷争
 
    明代以后，槎滩陂流域内五大宗族在水利使用与管理及维护上，基本仍能遵照元代时立下的文约，各宗族相安无事，轮流管理、共同维护。但是这并不表明各大宗族已经在水利问题上相安无事了。宗族间在关于陂田的所有权问题、槎滩陂的文字记载问题，以及因水利问题而导致的五大宗族与周边宗族关系问题上，依然存在着纠纷与斗争。
    据周氏族谱记载，明代嘉靖以前，周氏护陂田产先后受到两次被侵占：“洪武二十七年，太祖高皇帝诏谕天下修筑陂塘，钦差监生范亲临期会，鞭石修砌坚固，自此膳用减费。永乐间，叔祖均应以能复掌其事。吉安千户所军人南仲簏欲挟为已有，兄六奇以不平诉于府，得白。宜德间，干人胡计宗私将典与陂近蒋恢章等，时则有若钦差御史薛部临修筑，碧奇复具情诉之，蒙不没前人之善，追给子粒银货人官，原田断归本族。”⑿在周氏族人的努力与地方官府的裁决下，周氏最终得以保全修陂之田。
    至明正德间，地方官府作出了一项决定，即同意周氏将为修陂所设立的田产，其户主全部改为周氏族人——周富之名，以利于更好地管理。进士萧士安记录了此事：“予观周氏之陂田，始侵于罗存伏，云从复之。再侵于南仲簏，六奇复之。三侵于蒋恢章，碧奇复之。至正德间，又往往睥睨于陂近之豪党，周富乃能奋义率诸子弟白于巡院，谳平于邑侯，之庭复责诸胥里，偕诸乡耆丈量画图，改立周富嫡名为户，以杜其争端，而先业赖以不坠。”⒀
    虽然如此，五大家族之间围绕着陂田的争执仍然时有发生。明嘉靖间，政府奉命重新丈量土地，五大家族的矛盾却因此一触即发。如记载：“嘉靖庚申间，邑侯杨公应东奉行丈量。陂匠蒋允倡其族人占丈陂田。公(注：周方利，周富之子)白于官。时蒋理屈，复讪胡、李、萧三姓为援。嗣任邢侯讳邦鞠其事，竟以□挫公，公愤志而终，三日犹怒目瞩族人，顾以尸告。给蒙巡按陈、巡道潭委龙泉邑侯方潭请检勘，复委郡推任讳惟镗断复，业以周富立户，岁除原式拾不供祭，以报御史、仆射二祖创陂施田之本。撰文勒碑记其事。”⒁
    在这场争执中，周氏族人以死奋争，终于保住了陂田。在官府的干预下，此事终暂告平息。
    槎滩陂水利系统由家族开创，此后逐步发展成为受益乡族公共资源。虽然槎滩陂流域内各宗族间因陂田等问题存在矛盾，但是该水利也成为地方社会整合的纽带，它的使用与维护必须依赖于各宗族的合作。水利工程在促进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分配，由此引起社会秩序的调整。槎滩陂也成为受益区乡族形成“认同”的基础。清嘉庆年间(1797—1803)，槎滩陂地方社会发生了两起争夺槎滩洲树的事件。《槎滩陂洲树案纪略》有详细记载了事件经过，如下：“此洲之树向归槎滩陂管，近村张姓附陂而居，故其村亦曰槎滩陂。清嘉庆二年，洲树被张窃。经中胡象贤等理论，凭字偿缗钱二十八吊文，寝事。八年，洲树又被洪水倾。周、蒋、胡、李、萧五姓陂首因陂需费，卖与乐善长村，有张明德者争之，勾通永新县张可芬、张懋桂、张懋淮等诉府县。而五姓中螺江周先(即永进)、周永璞二公偕蒋鹤、胡馥、李桂芳、萧晓诸公相率起诉。蒙府宪武公鸿、县宪李公芳春、捕宪江公志良几供详继，槎陂五姓卫陂洲树。嗣后，张姓并就近村庄人等，一概毋许砍伐。倘遇天旱，五姓砍取枝木，塞陂堵水，灌注两乡田亩云云，……字存螺江周叶子家，讼费归五姓派认。盖自嘉庆八年癸亥至十年乙丑而案结。”⒂
    事件中的槎滩村位于槎滩陂的对面，为单一张姓村落，该村不属于槎滩陂流域范围，村庄的田亩在槎滩陂的上游，不受槎滩陂的灌溉，因此槎滩陂利对张氏而言无足轻重。虽然在水利问题上，张姓与五姓乡族间没有什么矛盾，可是在围绕槎滩洲上树木的所有权问题上，双方先后发生了两次争斗。如上所述，嘉庆二年，双方在中人的协调下，以赔偿的形式平息了窃树事件。而嘉庆八年，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张氏知道单凭一族力量无法与五姓乡族抗衡，为寻求援助，于是联合了周边县城的同姓宗族。从而将矛盾冲突范围扩大，成为跨县域事件。经过长达两年的审判，这一民事纠纷终于有了结果，五姓乡族胜诉。
    可以说，是槎滩陂水利促进了五大宗族的联合，成为乡族集团。由于长期处于同一水利系统，使五姓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形成为统一的水利社区。因此，当与水利系统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