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于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而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对已经并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不可不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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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山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7.北京）上发表，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过演讲，先后得到李连江、赵树凯、郭正林、景跃进、钟扬、熊景明、陈峰、温锐、田成有、于建嵘等先生的指点或教正。本文的资料主要受益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丰富馆藏。对于这些帮助，特别是对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对笔者访问研究的邀请，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①]2001年12月在国内一次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向国内一位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访谈当下的农村问题时，他即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②]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与前景展望》，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③]肖唐镖，《把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乌鲁木齐：“全国部分省市政策研究室调研工作研讨会”论文，1997年9月。
[④]如1999年第4期对“农村稳定问题”的调查（第8-23页），当年第8期对“农村恶势力问题的调查”（第40-52页），2000年第2期对“农民领袖”的调查（第8-31页），2001年第5期对“打黑除恶”的报告（第4-21页），2002年第1期对“农村征地矛盾”的报道（第4-20页）。
[⑤]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中国调查报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或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
[⑥]“群体性事件研究专辑”，载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增刊，第2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法委研究室所组织的调查与此结论一致，详见《维护社会稳定调研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⑦]如李连江、欧博文的《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第141-169页）、方江山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的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白沙洲的《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
[⑧]如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北京：《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9期，第115—133页）。
[⑨]James C.Sccot，Weapons of the weak.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9—34.
[⑩]李连江、欧博文（O ‘Brien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11]正如有人所承认，“可惜的是，（对农村稳定状况）可供分析的材料极为缺乏，比如，农村不同历史时期不稳定情况比较；什么时候不稳定事件比较频繁，不稳定程度如何；农村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不稳定情况；不同地域经济、生产、生活、文化的不稳定情况等等。这些几乎没有系统的材料和可靠的数据。”孙津，《中国农村稳定与否的因素分析》，广州：《东方文化》1999年第5期。
[12]前引肖唐镖文，1997年9月。


[13]丁国光，《解决农民增收减负问题已刻不容缓——江西丰城“8.16”事件调查》，载张佑才主编《财税改革纵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433-436页。
[14]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的调查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详参前引文。
[15]中央政法委员会研究室编，《维护社会稳定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16]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群体性事件”课题组，《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与思考》，载人民日报总编室《内部参阅》2001年8月10日，第31期。
[17]《从化县信访简志》，1989年印，第28页。
[18]《从化县信访简志》，1989年印，第28页。
[19]《天津通志：信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20]王义豪，《论农村社会矛盾结构对农村分层的影响》，上海：《社会学》2000年第1期，第31页。
[2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专辑。第五章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信访工作》，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增刊。
[22]《天津通志：信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5页。
[23]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信访局联合调查组，《关于当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调查》，北京：《调研世界》1999年第1期。
[24]前引丁国光文，第433-436页。
[25]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0页。
[26]前引应星书，第373-375页。
[27]前引应星书，第408页。
[28]见龚志伟，《警钟，已经敲响——四川仁寿农民“暴动”始末》，载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参》1993年第20期。有关张德安的情况，还可见西乌拉帕，《政策和法律是农民的保护神——农民张德安的减负实践与思考》，载北京：《中国改革（农村版）》2001年第1期，第6—7页。
[29]于建嵘，《岳村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7页。
[30]详见马银录，《向农民道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或《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25日的介绍。
[31]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9期，2001年春/夏季号，第115-133页。
[32]石破、刘志明，《连杀14人只为“除贪官”？》，转自《北大三角地》网站，2002年2月27日。
[33]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1、174、175、182-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