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⑤
北宋人马子严《岳阳甲志》:
荆江六七月间,其水暴涨,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南至青草,旬日乃复,亦谓之西水。
北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约成书于崇宁四年(1105年)左右]:
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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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见《初学记》卷7引、《太平御览》卷66引。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按:由于江湖水害的影响,历史时期华容县治数有迁徙。隋华容县即吴南安县(或作安南,治今华容县城,见《岳阳风土记》),约于唐神龙二年(705年)迁于岳州西160里(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7,《太平寰宇记》卷113作166里)。其地当今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因水害而复迁今治(隆庆《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附陈仕元论),东距岳州125里(《元丰九域志》卷6)。故705年—1054年间(唐中期至宋前期)华容县治当在今华容县西鲇鱼须镇一带。张修桂、卞鸿翔等以今华容县治当唐宋华容县治,有误。
⑤《方舆胜览》卷29“岳州”引。
约从11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江水变得相当浑浊,含沙量明显加大①,于是由荆江带入洞庭湖的泥沙急剧增加,又造成洞庭湖湖底不断淤浅,湖水水深逐渐变小。这种情况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反映:
北宋人张舜民(?—1100年)《郴行录》:
(洞庭湖)每岁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
《岳阳风土记》:
君山在洞庭湖中。……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舆以行。
(洞庭湖)冬春水落,往往浅涩,江道回曲,或远或近,虽无风涛之患而常靠搁。
湖上渔人有善没者云:洞庭湘湖,夏秋水涨不过数十尺,而荆口水深一、二百尺。
南宋人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28,孙迪《百氏昭忠录》卷12:
洞庭湖水旧不及丈,(杨)么置堰闸,十余年间,所以弥漫。
由于湖区陆地沉降、湖水水深变浅,汛期湖水水面较前大为扩展。
证据之一是,洞庭、青草、赤沙、生江、赤鼻(一作赤陂)等湖终于有可能连成为一个周回“七八百里”的浩瀚水体了。
《资治通鉴》卷164大宝二年胡注引《巴陵志》:
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
《太平寰宇记》卷113“岳阳县”:
生江湖与青草湖相连,大小与太湖相似。②
《太平寰宇记》卷u3“桥江县”:
赤鼻湖,半入朗州龙阳县界。湖中有赤鼻山(今赤山岛),因以为名。
《郴行录》:
(洞庭湖)余时(指4—9月)弥漫,云涯相浃,日月出没皆在其中。
《舆地纪胜》卷69“岳州”引南宋人范子长《皇朝郡县志》:
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
洞庭湖“七八百里”的说法大约是从晚唐时开始的,如最早在唐末五代人僧可朋《赋洞庭》诗③中即见。“七八百里”固然是一个约略之数,但应非空穴来风。所以,笔者以为取其中数七百五十里来进行湖泊面积计算是有依据的。按宋时1尺约等于0.3l米,七百五十里约当今350千米左右,而从当时洞庭湖“西吞赤沙,南连青草”的情形看,如果截弯取直,其形状大体接近卧钻石状的五边形;为计算的方便,可设洞庭湖的五边长各为85千米、85千米、35千米、35千米、95千米,则其面积在6000平方千米左右(参见图3)。
证据之二是,宋初华容县城南距赤沙湖的距离较唐中叶时缩短了近二十里。前引《元和郡县图志》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八十里”,而到宋初则已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六十里”④。
元至大元年(1308年),由于荆江南岸重开石首杨林、宋穴、调弦等三穴口⑤,浑浊江流大量灌入洞庭湖内。进入明代以后,虽然杨林、宋穴二口淤塞,但调弦口一直存在,而且从枝江到石首的上荆江段还时常决口,使得灌入洞庭湖的浑浊江流较前并没有怎么减少,加之四水含沙量较前明显增加,这样,洞庭湖的淤浅速度并没有减慢,湖区淤出的陆地越来越多,围垸造田也就成为可能。洞庭湖区开始围垸造田的时间早至12世纪初的北宋⑥,但大规模的围垸造田行为出现于明代⑦。围垸造田的大规模开展,使湖泊汛期的洪水容蓄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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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文《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下文提到江水含沙量的变化问题,皆参拙文,不另注。
②按:今太湖面积2425平方千米。宋初太湖面积较今为大,可能在2500—3000平方千米之间。
③《全唐诗》卷849。诗有云:“周极八百里,凝眉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按:可朋的描画与前引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说法不矛盾,应可信。
④《太平寰宇记》卷113“华容县”。
⑤(元)林元:《重开古穴记》,收入(同治)《石首县志》卷7《艺文志》。
⑥按:据(隆庆)《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时人陈仕元明确说:“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1111—1118年)以来”;又(明)养晦斋主人《钟相杨么佚事》云,钟相、杨么起事(1130—1135年)的背景即是当时(12世纪初)官豪地主在湖区“侵占湖沼淤地,筑垸围田,广袤百里”。因此,石泉、张国雄等认为两湖平原的垸田兴起于南宋晚期(13世纪30年代),失之于过晚。其说见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1期,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87—134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按:这从现存明清湖区府、县地方志中所载绝大多数堤垸的兴筑时间为明代,即可得到证明。
自然洪水位抬升,因此,明中晚期,洞庭湖区水灾几乎无年无之,可以说湖区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湖泊淤浅→围垸造田→水位抬升→垮垸还湖→湖泊淤浅。这可以以沅江县作为例证。明初,沅江县本有11都,而到明中期嘉靖、隆庆年间,则只有5里了①。迄明末,沅江以及益阳、湘阴的湖滨地带,已是“堤圩不修,民皆转徙,弃为狐狸之场”②,一派荒凉景象。洞庭湖北岸的华容又是一个例子。华容县在明朝初年有76里,永乐年间并为35里,宣德年间并为25里,正统并为22里,景泰年间并为19里,成化年间增为20坊里,到万历年间又并为15里③。其他滨湖县的田土大致也有一个类似的盈缩过程④。
明中期,洞庭湖区的围垸造田活动虽然很盛,但洞庭湖的汛期水面较宋代并未因此缩小多少,相反,某些时候似还有一定程度的扩大。有文献资料为证:
(嘉靖)《常德府志》卷2《地理志》:
每岁夏秋之交,(洞庭)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沅江、龙阳则西南之一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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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沅江县志》卷3《沿革》引旧志。按:“里”是明代乡村的基层行政单位,一般辖110户;“都”是“里”的上一级行政单位。明代沅江乡村政权大约是实行乡都里三级制。
②(清)孙良贵:《九江新收茈水说》,收入(嘉庆)《沅江县志》卷29《艺文志》。
③(万历)《华容县志》卷1《舆封》。
④按:关于此,可参见上揭卞鸿翔著作中的有关论述。
(隆庆)《岳州府志》卷7《职方考》:
(洞庭湖)南连青草,西亘赤沙,七八百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一》“洞庭湖”条(所记为嘉靖、隆庆时情况):
今道出湖湘间者,必问津于洞庭。……渡湖而南,则由长沙而之岭海,湖阔二百里;渡湖而西,则由常德而道滇黔,湖阔二百五十里;渡湖而西北,则入澧州,而取径于荆州、常德之间,湖阔亦二百里。
按明1尺(量地尺)等于0.3265米,“二百里”约为98千米,“二百五十里”约为122千米,以不规则长方形计算(设长122千米,宽98千米、22千米),则可得面积为7300平方千米。这与从嘉靖年间罗洪先《广舆图》上所量算的洞庭湖面积“7000平方公里以上”①是很接近的。因此,明中期洞庭湖“方八九百里”的说法是可信的。洞庭湖汛期水面最宽阔的时期可能就在16世纪的明中期。明末清初,洞庭湖面积虽有明显萎缩,但据估计仍有6000平方千米左右②。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因为元至明前期(14、15世纪)江水含沙量较小,洞庭湖区的地面沉降速度略快于泥沙在湖底的淤积速度。明中期嘉、隆以后,随着江水含沙量的再次加大,洞庭湖底泥沙的淤积速度可能快于地面的沉降速度,于是,洞庭湖的水深较前变浅,面积较前略小。明后期人王士性就说:“洞庭水浅,止是面阔。”③明末清初时,江水又变得清澈,含沙量的降低使得洞庭湖水浅面阔的局面大约保持到17世纪末。
四 清中期以来(18世纪初至今):湖泊的明显萎缩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