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区别。但棘手的问题是，当学术生产的制度化一味追求可控制、可统计和可操作等特性时，那些标准化、数量化和程序化的作业，是否会把工具理性带入文学学术之中，进而对文学学术固有的特性形成威胁呢？换言之，如果制度化把灵活多变的文学体验和表达转化为固定的格式和程序，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知识本身的价值和功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制度化的好处是将一切学术思考置于可操作、可比较的规范之下，但却有可能把那些与规范的操作性不相符的自由活泼的思考和表达排斥出去，并将这些东西视为"异端的"、"不规范的"，因而使之"去合法化"。比如，课题申报和基金资助制度，就将政治与学术纠结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强制性地限制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导向和价值。获得立项和资助不仅代表了某种社会认可和评价，而且也在制度中增加了研究者的文化资本。当制度内以获得项目和资助数额为文学学术的评价尺度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对知识生产所产生的巨大的诱导和限制作用。一个学者本来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来设计自己的课题，但由于制度性的资助及其附加文化资本的诱惑，他可能会投其所好，依照评审者及其规范来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放弃自己原来的设想，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文学学术与社会以及文学的关系，也会在越加制度化的过程出现变形。由于评价和学术规范自身的自足性，学术知识有可能置文学的历史、现状以及文学学术自身的特征于不顾，进而片面地选择某些对知识的学术规范自身来说有所"增殖"的课题和话语。换言之，文学学术在高度制度化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自给自足的要求和尺度，于是，当作为学术知识生产者的研究者追随这些要求和尺度时，恰恰有可能忘却文学特性自身，忽略文学中重要的甚至是难以把握的东西，而专注于在技术上可操作可评估但又没有多大实际学术价值的课题与话语。知识的这种自律性和制度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它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文学研究逐渐离开了社会关注和公共领域而被学院化；同时，文学研究的话语也越来越非意识形态化或去政治化了。这表明，制度化是专业主义的工具理性作用的外在保障，而专业主义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制度化形式，两者之间有一种共生互动关系。
       显然，文学学术在其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自身的运行规则和评价标准，它们往往会先在地干预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因此，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学术的制度化一方面越来越完善，方法论越来越精致，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密，但有创见和有震撼力的成果却并未增加，而是相反，这样的成就有可能越来越稀罕。如此一来，不禁要问：文学学术知识生产的制度化，是否隐含着将文学学术与活生生的文学实践乃至生活实践剥离开来的危险呢？从高度技术化和操作性的知识大批量的生产来看，这样的危险也许并非危言耸听。更深入的问题是，学术制度与政治的分离，的确给学术本身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学术制度似乎又有自己的局限性。回到制度层面上来看，完善的学术制度本身是否含有某种自我调节功能？换言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否可以自行调节制度的内在局限性功能，使之倾向于更具活力的发展方向呢？


知识生产者及其角色
       照我看，在文学学术生产的四要素中，生产者是最具动力性的因素。在特定制度化"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不可能不受到舞台的限制和规范。在当前学术知识生产高度制度化的条件下，民间性非制度性的文学学术生产者生存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制度本身也对其内的主体行为角色有诸多限制。当前文学学术生产者角色的最突出特征也许可以初略地概括为：甘于专业化，聚敛文化资本，关注小叙事。
       如前所述，专业化需要制度的保证，而专业化本身既是知识生产的社会分工的结果，又导致了学术人角色功能的相应转变。比较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文学学者的话语和兴趣所在，差异和区别便赫然眼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的基本功能定位在启蒙与救国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使得文学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发挥作用。于是，文学的学术知识也带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从事学术研究便与社会批判和思想启蒙关系紧密。随着文学学术自身的专业化和细密分工，我们不难发现学术人已经从广阔的社会文化批判角色，蜕变为在具体甚至烦琐的狭隘领域里皓首穷经专业人士。专业化限制了文学学者的视野和思考，这必然导致从宏大叙事向小叙事的转变。所谓大叙事，亦即社会文化的总体性和普遍根据，关注大叙事必然使得学者承担了社会道义的普遍角色。这样的文人学者合法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解放的宏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关心普天下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对封建观念的批判，宣传"德先生"和"塞先生"，到对个性主义张扬和国民性批判。而转向小叙事，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这种宏大视野和普遍社会关注的衰退，学者的眼光集中于具体细致的学术专门问题。这种小叙事成为专业领域内学者共同体的基本范式，由于大叙事的衰微，共识的可通约性和普遍的可交流性也随之消解，一种"局部决定论"（利奥塔）流行起来。小叙事的流行与文学知识总体性的消解密切相关，而总体性衰微又和文学知识本身的零散化和局部化联系在一起。
       转向小叙事的另一个后果是学者-学术-社会之间关系模式的转换。如果说在启蒙和救亡的大叙事中，学者的知识创新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等宏大目标相联系的话，那么，在充分专业化和制度化的今天，文学学术与其说是与宏大目标相关，不如说更多地与学者自身的文化资本增殖相关。换言之，文学学术从普遍社会关怀的实践特征，转向了具体专业话语的的抽象理论特性，这同时，也就为在小叙事范围内将知识转换为个人文化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文学学术人的主体角色行为目的论的转变，重新塑造了文学学术人的角色类型和所扮演的行为范式。于是，普遍社会道德关注和人文关怀，日趋转化为个人名声和资本的获取，这必然导致了文学学术范式的深刻嬗变，一种"作为追逐名声的动物"（德布雷）的知识分子及其角色行为便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对普遍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失去了兴趣和敏感性，对技术官僚化的角色和学术制度本身的局限和问题也失去了反思和批判力。文学学术与公共领域的历史联系被严重削弱乃至断裂了。当个人文化资本取代社会普遍关怀时，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便不可避免地与文化资源的争夺发生关系。在制度化的舞台上，上演的可能剧目也许是学术人在词语资源和文化资本中相互争夺的残酷战争。从成果评估体系，到职称晋升体系，再到各种学术头衔授予体系，甚至到住房、津贴、医疗等待遇制动，种种诱惑和分层的结果使得学者成为名符其实追逐文化资本之徒，而文学学术及其声望则成为聚敛这些资本的门径。成为文学学术人，已渐趋远离宏大目标，不过是在高度制度化的体制中获得一个较好职位待遇和学术头衔而已。有一外国学者的戏言，过去做哲学家意味着启蒙民众和促进社会变革，如今当哲学家不过是在大学哲学系谋得一教职。此言虽有夸大过激之嫌，却也道出几分当代学术人的真实窘境。
       显然，高度的专业化带来了一个悖论，它一方面给学术人以某种确定的位置感、角色意识和行为方式，使之在明确的专业范围内合法化地履行自己的职业功能；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限制、约束和压制了他们的创造意识和职业范围之外的冲动。恰如萨义德所言，专业化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导致了怠惰，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专业化的工具性压力，最终将习惯于屈从权威和权力。所以，他极力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对抗这种专业化，应成为一种"业余者"。这个说法和威廉斯的看法颇为接近，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