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真正的文学学者应把文学研究视为一个"陌生者的职业"。什么是"陌生者的职业"，就是不再以制度化的陈规旧习和常识观念来看待文化现象，而是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去透视文学和社会。遗憾的是，我们不难发现，在今天的大学、研究所等制度机构中生存的人文学者，有不少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曾经拥有的反叛性和批判眼光，在制度化中生存就意味着一种职业角色的形成，有人称之为"心理同一感"（伊格尔顿），有人称之为"习性"（布尔迪厄）。总之，这种习得的职业角色使得"顺应的话语"比"反叛的话语"更加容易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当然，在另一些条件下，虚假的反叛话语也可以用来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新颖的、另类的话语往往遭到排斥而边缘化。习惯于制度化的知识生产的学术人，难免会在制度的惰性中获得某种满足感和成就意识，越发精熟老道的观念也许越发缺少大胆甚至放肆的创新。
       如果进一步深思制度化所导致的学术人"习性"问题，那么，有几个关节点需要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学者与制度的关系。在这方面，一种寄生的关系或互相合法化的过程值得分析。制度化使得学者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资本和权威，反过来，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角色行为时又在强化这个制度，使之越加合法化。第二个问题是，这种互相合法化的过程实际上又是一个局部共同体所确定的理论范式的合法化问题。即是说，制度化需要一个坚定的学者共同体来论证、解释并实践自身的合法化。然而，正像库恩在科学发现的范式所具有的特性一样，在人文学科中，一种新知识、新概念和新命题的有效性，有赖于同一解释系统的另一些知识、概念和命题。这就意味着，制度化的有一种惰性，既有的业已确立的知识解释范式会自然地保护现有的知识的有效性，而各种边缘化的、创新性的话语受到冷落和遏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在这一意义上说，制度化会助长对问题新解的麻痹，而专注于业已肯定了的各种学说和观念。因为这样可以最好地保护现有文化资本的分布格局，保护那些学术中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文学研究中步履艰难，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知识产品及其流通
       在制度化的舞台上，由争夺文化资本的演员上演的是一出知识专门化的戏剧。
       在传统文化中，文学不但可以"载道"，而且还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功能。所以，"不学诗，无以言。"学文与做人，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今天制度化的学术分工和职业化的学术人角色，其必然结果是文学学术的专门化。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历史性的发展和转变。在文学学术尚未充分专业化的条件下，文学学术的范式并不是高深难解的专门性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学术总是与常识关系密切，而文学研究的著述（尤其是文学批评），是大众看得懂也爱看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文学研究才能承担其种种宏大事业的某种功能。由于宏大叙事的根据，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可交流性和可通约性是显而易见。知识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也较为密切。
       然而，文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高度专业化，必然导致一些新的趋向的出现。这些新趋向正在这样或那样地改变着文学学术的原有格局和发展方向。首先，专业化一方面在内部细分出更多具体领域，这种分化是以专门化、狭窄化和艰深化为代价的，它由许多专门的术语、概念和命题所构成，既使是在文学学术内部，制度化的专业和学科分工，逐渐导致了各自可交流性和通约性的衰退。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距离很远，现代文学与文艺学亦有距离。各说各的，局部的可交流性消解了总体的可交流性。另一方面，文学学术与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等距离也越来越远，原本相近的学科也出现了裂痕，可交流性和可通约性消失了。其直接结果是不同学科甚至相邻学科之间少了共同语言。可通约性的衰竭实际上就是文学知识总体性消解的一个侧面，是小叙事流行而宏大叙事衰竭的标志。
       其次，学科内和学科间可通约性的衰竭，不但导致了其内和其间各自的分化和距离，而且也在扩大文学学术和普通非专业人士之间可交流性降低。即是说，文学学术在其自身的专门化历程中，逐渐失去了和普通社会公众的联系，成为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体系或知识型。这种知识产品缺乏普通的消费者，局限于制度化形式内的少数人。学术产品的流通是一个社会学上所说的"内集团"的事务，与这个制度形式之外的社会一般公众没有关联。只要对眼下盛行的文学研究著述稍作审视，便不难发现，这类知识纯粹是圈子内部（内集团）流行的东西，它不再有普遍的目标公众，也不再是一种总体知识，而是局部知识，专门知识，小叙事的知识，少数人的知识。这和过去的文学知识型有很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所在，是文学学术知识的专业化拉大了它与常识的距离。当专业知识不再以常识或日常经验来作判断依据时，它与社会普通公众之间的断裂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文学学术知识在当代条件下从公众视野和公共领域中退离出来的发展趋势。换言之，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普通公众是无法获得谈论文学问题的话语权利的。于是，一种文学话语（写作或言说）的资格要求便出现了，用福柯的话来讲，这就是一种"求知意志"，它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话语加以区分，进而实现对特定话语领域和形式的权力控制。
       再次，文学学术知识的批量生产和评价，在制度化的形态内必然要求某种合理化，于是，这种知识自身便形成了自足发展的可能性。知识的自律性一方面要求排除外部的干预和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可能与外部世界间离开来。这样必然导致文学学术的游戏规则与外部世界的规则的分离。而文学知识自身的生产，我们注意到在制度化条件下，有一种对"经典化"的完全依赖。"经典化"实际上扮演着文学史的筛选和淘汰功能，施行一种民族"文化记忆"的作用。被经典化的作品和解释，便获得了某种研究、解释和把玩的合法性，反之，便被无情地拒之门外。"经典化"的实质有可能是专家的判断与事实的一致，但也有可能形成两者的巨大脱节。这里，有用阐释经典和命名经典权威的专家们，便有可能实施某种程度上的文化暴力，将自己的"求知意志"强加给文学的历史。有时，某种经典化对于增加某些学者的文化资本和既得利益是有利的，于是，一些学者化不遗余力地命名经典；而处于局外的另一些学者可能会作出另一些经典命名，并以不同的策略和方式来抵制文化资本的流向。如果说这种现象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或许有理由追问这些命名的经典是否真的是经典？我们有必要追问这样的关于经典的知识是否普遍有效？因为我们发现，对经典的命名本身似乎有"功夫在诗外"的功能。
       最后，上述这些变化又形成了文学学术价值判断标准的转移，以及文学学术知识观念和论题的变化。文学研究的理性化使得学术自身不再是边界模糊的，它的论题和范畴变得越来越明确。过去有些不属于文学性话题和范畴，尤其是那些曾经占据着文学关注中心的宏大叙事范畴，从启蒙到救亡，从民族国家的命运到国民性批判等，都逐渐地转移出了文学话语空间。而专门化的文学概念和命题，尤其是一些符号文学话语学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内容，则成为文学学术知识的主流。80年代文学研究的"向内转"，以及当前文学研究的一些"大师典范"便是生动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在获得自身自律性和制度化的同时，一种对方法论和话语情境的要求便应运而生。客观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科学态度的要求下，成为学术知识的基本前提。而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注重材料、数据和事实的同时，却又隐藏着放弃价值论立场和批判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