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于是，放弃对社会和文化的判断便成为合法的文学学术根据。这样一来，文学知识的形态转变，其知识型从一种生存的智慧和价值态度，转而成为一种中立的、可操作和技术化的系统。


  知识消费者及其行为
       当我们把当代文学学术知识界定为只限于少数"内集团"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种知识的消费者问题了。而当我们把文学的思考从一种智慧转变为一种可操作可传递的知识时，实际上又触及了文学知识由体验向解释的深刻转变，涉及到从智慧向学问的转变。这种转变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的制度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教育的格局和功能。文学学术与人格休养的脱节，导致了把文学学术作为一个可传递和可替代的知识技艺来传授。在高度制度化的大学和研究内，文学中广阔的人生体验与道德精神，凝缩为种种与社会实践关系甚远的独立的知识体系。制度化的知识丧失了个体精神教化的关联。作文与做人不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了。这里可以看出文学消费者的角色塑造发生了转变。第二，由于以上原因，文学教育及其消费者的培育，逐渐转向了越来越专门化的学者的造就。细密的专业化分工，使得文学教育已从总体化的思考变成为各个专门领域研究。学历层次的提高不再是学术视野的拓展，毋宁说是视野的狭隘化和专门化。越是专门的知识，就越显出功力和造诣，与作为生产者的学者的状况一样，知识消费中小叙事的流行使得宏大叙事逐渐消解了。难怪有人呼吁人文精神的复兴。第三，制度化的文学知识的消费者，其严格的行为方式和学术操作的技术性和规范性的训练，一方面使得文学灵性体验成份被技术分析所取代，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学知识的受体（学术-消费者）专事于各种文学知识操作的技术性环节。同时，所谓"客观的"、"科学的"和"价值中立的"方法论训练，使得这些消费者逐渐淡化以致扼杀了自己的鲜明价值判断和思想锋芒。也许可以说这样的消费者的培育，本身就是这个制度化的文学知识生产所需要的。换言之，特定的知识生产类型要求特定的消费者，没有这样的消费者，也就没有这样的知识生产的消费对象。于是，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陈述这种复杂的关系，制度化的文学学术知识，造就了特定的生产者和生产方式，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造就了特定的知识对象的消费者。换言之，特定学术消费者的培育，本质上就是这种知识的再生产，因为生产生产出它的消费，而消费又消费着特定的生产。这种互动的辩证关系保证了特定学术知识的延续和发展及其合法性的存在。  
       很显然，文学教育和研究训练就是这种知识消费对象的培育途径。这里，一个更为深刻的困境逐渐呈现出来，那就是这种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自体循环"，一方面使得文学学术知识有了具体的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延续了此种新的生产者的生产。从某种角度说，特定文学知识消费者的塑造，也就是某种文学学术人的角色和习性的培育。制度性的文学学术生产和传播，导致了生产者（教授）和消费者（学生）之间的某种工具性关系。一方面教授作为学术权威的拥有者对学生构成一种吸引和依赖，另一方面，学生作为消费者在这种权威的制度化操作中，也逐渐养成了对权威的依赖，并反过来使之获得某种合法性和话语资格。习性的培育和资格的获取，最初作为消费者的学生便向生产者转化。由于获得了话语权利和掌握了专门术语，他们便把这种学术作为"学术传统"向新的消费者转移。制度化的学术传统也就在其中确立起来了。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化功能，文学学术的生产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危机和困境。像葛兰西所言，文化的霸权是通过一种消费者对某种文化的"默认"而实现的，或像福柯所说，权力的对象同时也是权力的传播者和强化者。特定类型的文学知识的制度化正是这样一种过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