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人们常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一个时代，但福柯并不这么认为，他主张：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气质（ethos）。这种态度和气质就是批判的特征。福柯认为，在康德的启蒙中所包含的批判精神是哲学的气质所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 因此，“‘启蒙’确定了某种哲理探讨的方式。”[xii] 在福柯那里，这种启蒙的批判精神就是现代性的气质和态度。福柯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现代性态度，不是要从启蒙运动中寻找或继承其中的某些合理性的基本内核，而是要继承启蒙的批判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指向它的‘必然性之现在的界限’，也就是指向对于我们自身作为自主主体的建构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xiii] 因而，现代性就是批判，就是对我们自身之历史性存在的反思，对那些并非必不可少的、各种多余的制约与规范的批判。在福柯看来，现代性是对启蒙的继承。福柯想通过现代性对启蒙批判性的继承来反思各种现时代的限制和界限，通过批判来预示、把握和超越种种的存在可能性，这就是现代性的态度，是哲学的气质。他说：“批判正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的反思。如果康德的问题是弄清楚认识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我认为，在今天，批判的问题应当转变为更积极的问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断强制的成分。总之，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制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xiv] 因此，启蒙的批判性一方面是对既定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可能超越性的反思。
福柯继承了康德的启蒙思想，以勇敢地运用我们的理性和理性批判作为人类走向成熟的方式，因而，启蒙在本质上成为人类反思自己、批判制约和追求自由一种存在方式，于是，启蒙成为人的本体论存在。但是，福柯强调：“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因此，福柯把启蒙、现代性看作是作为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一种批判的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xv] 这样，当福柯追问启蒙、追问现代性时，他实际上是在分析和批判人类自身的历史性存在，是在反思并力图超越人类既定的界限，是在追求人类应有的自由。而当福柯看到，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的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人类走向成熟时，他更加感觉到“启蒙”是一个未尽的事业，感觉到启蒙是我们人类一种本己的存在，是具有根本性质，是需要我们继续付出和实施的劳作。
从福柯对“何为启蒙”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作为一种态度和哲学生活，在福柯那里，是具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是启蒙精神的继续。这种批判与反思的对象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和必然性制约或限制。这是福柯对现代性的一种积极评价。但是，福柯对现代性同时也有反对和批判的一面。在《何为启蒙》中，福柯通过区分了启蒙与人文主义的不同来体现他对现代性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所谓现代性社会和文化，主要指的是西方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其中，它相信了一个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或者说，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它构造了这样一个宏大叙事。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它构造了一个社会体制和知识文化体系，建构起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福柯看来，人文主义就是这种现代性社会和文化的集中表现，人文主义“它是一种主题，或更可以说是各个主题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横越时空，多次在欧洲社会中再现；”“人文主义这个主题本身太灵活，太多样化，太不一贯，以致不可用作反思的纲目。这是一个事实，至少从17世纪以来，凡属于人文主义的，都一直不得不以从宗教、科学、政治学中借鉴来的关于人的某些概念为依据。人文主义被用来美化和证明它不得不求助的人的概念。”[xvi] 这说明，人文主义虽然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它是一个多样化的综合主题，在这一主题中，人文主义总体上有着一个“人”的概念预设，这种预设是从原有的宗教、科学、政治学中借鉴来的。人文主义是被用来证实和美化这一“人”的概念。因此，福柯认为，这种人文主义正是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为了实现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协调运作而构造着“人”（主体）的概念，它是现代性社会和文化所构造的一种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因此，福柯一再强调人文主义与启蒙差异，“无论如何，我觉得把二者混为一谈是危险的；而且，从历史角度看也是不准确的。如果人的问题、人类的问题、人文主义的问题在整个18世纪是个重要问题的话，那么，我想，‘启蒙’极少把自身视为一种人文主义。”“应当避免那种把人文主义主题和‘启蒙’问题混淆起来的历史的和道德的混乱。”[xvii]
人或主体的被构造性是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关键，而现代性的关键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的知识体系和权力体系，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是通过知识体系和权力体系而把组成社会基本成员的个人培养和规训（社会化）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主体”。因此，在福柯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人文主义知识、权力和主体的揭示；而对知识、权力、主体等问题的揭示又就成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基础的批判。
 
三、吉登斯的现代风险社会
   与福柯相似，吉登斯也强调了现代性问题的模糊不清，他说：“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xviii]之所以如此，吉登斯认为，我们是处在一个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不仅仅是一个世纪的转折，它更是一个预示着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如今的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知识社会等，都标识着这一社会转型的到来。而所谓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是对这一转折时期的描述。但是，在吉登斯看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xix] 也就是说，我们正处于现代性之中，我们对现代性的模糊认识，一方面是缘于生在其中；另一方面在于社会转型或社会的未定型。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对现代性的基本现象还是可以感觉和把握的，“正像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xx]可见，吉登斯也是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当然，无论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效应（特别是阴暗面）都值得我们去追溯其中的缘由，而一旦如此追溯，则启蒙思想就成为吉登斯反思的焦点之一。
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只要人们对社会生活、社会世界的知识把握的越多，人们就越能够控制社会世界，然而，人们的理性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人类的理性能够带领我们实现历史的进步。但是，吉登斯认为，启蒙思想家们的这一理想或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仅因为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的局限性思考甚少，而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