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同时“启蒙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产生于某种神学目的论以及上帝恩赐之成就的宗教情境。……如果没有这些先在的认识环境，启蒙主义原本就几乎是不可能的。”[xxi]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看作是先在的和完美的，因而理性所具有能力使得它有“理性神授论”的万能倾向，这是神学目的论的翻版，是新的宗教情节。吉登斯还认为，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看作是无止境的和不受范围约束的，这在表面上是对理性的高扬，实际上则是将它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一种虚无主义的境地，“从一开始，启蒙主义理论中就包含有虚无主义的萌芽。如果理性的范围完全是不受约束的，就没有任何知识能够建立在毫无疑义的基础之上，因为即使是那些基础最为牢固的观念，也只能被看成是‘原则上’有效的，或者说，‘直到进一步的发现’出来以前，它们是有效的。”[xxii] 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的这种无限推崇和“超值”发挥，使得现代性的核心成为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性的知识化、知识的技术化和技术的工具化，其所带来的阴暗面也随之出现。
“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xxiii] 现代性的阴暗面就是风险社会的出现。吉登斯认为，风险一词是从西班牙或葡萄牙传入英语的，最早是指航海中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传统社会和文化虽然有风险现象存在，但他们没有风险概念，而是用运气、命运、上帝意志等来表示。风险概念的出现，预示着现代人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宇宙决定论的否定，以及对突发事件之可能性认识的深化，风险概念还预示着一个新型社会，“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xxiv]
这个与以往不同的风险社会的特点何在呢？吉登斯认为，虽然风险社会的风险有多种多样，诸如有来自外部的自然风险，如地震、洪水、瘟疫等，但风险社会主要是指来自“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也就是来自我们人类自己制造的各种风险，他指出：“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大多数环境风险，例如那些与全球变暖有关的环境问题就属于这一类。”[xxv] 与以往外部自然风险占主要地位不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目前已经是人类发展至今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它是由人类知识在有意或无意中创造出来的，是全球化的结果。例如，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人口爆炸、全球经济的崩溃、投资市场的动荡等等。在吉登斯眼里，现代性内在的就是全球化，现代性中所涉及的风险也就在全球化中向全人类普遍展开，人们在这个风险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没有旁观者，没有享有特权的人与无特权人的社会分层。风险的全球化表现出的是全球化后的风险，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后果”的重要内涵。
当然，在吉登斯的理论中，无论是现代性还是风险概念，都有其双重意义。他指出，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享受着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效益，这是毋庸质疑的；风险社会既有阴暗面的存在，同样也预示着有机会和种种可能性的存在，“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xxvi] 因而，我们不再去认识风险社会是不是可怕的社会，而是要思考我们在风险社会该如何更好地生存。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从另一方面向我们揭示出，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潜在的副作用，他呼唤科学家在研究中树立和构建新价值体系，呼唤风险社会需要新的价值制度体系，以避免风险；同时，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也说明，风险社会的存在只能表明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知识之有限性的焦虑和无奈，因为风险的可能性更多地存在于未知之中。因为未知才风险，因为未知才焦虑。
 
问题超越了时空，问题把康德、福柯和吉登斯拉进我们的同一视线中。启蒙、现代性和风险社会是以现代性为核心线索的。从福柯、吉登斯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双重思考，我们看出，目前对现代性问题不是简单就能够下结论的，人们对它的众说纷纭就表明它依然需要被研究、被探索。在康德开启人们对启蒙问题之思考的同时，如何合理地运用理性就成为此后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近代的康德与现当代的福柯和吉登斯之间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证明了这一历史期间人们对理性的误解和滥用。已有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曾经对理性的误解，但现在的社会生活又怎么保证我们对理性的认识是正确的呢？我们有什么标准或事实能够说明我们对理性的把握是正确性？也许没有。事实是残酷的，这是因为由理性之误解和滥用所带来的灾害或代价对人类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只有保持启蒙之批判精神才能对理性及其应用有着必要的警惕与审视，才能尽可能地把握和规范理性的合理应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这正是福柯和吉登斯所要倡导的启蒙精神。
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成为远离我们的历史，但启蒙运动所蕴涵的启蒙精神却是依然激励着或鞭策着我们。我们需要启蒙精神，我们的时代需要启蒙，因为我们需要批判、需要反思，需要保持对我们时代之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警视，需要我们保持对自身之“必然性之现在的界限”的历史性存在的反思。

注释：




[i]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ii] 同上，第24页。
[iii] 同上，第24-25页。
[iv] 同上，第27-28页。
[v] 同上，第23-24页。
[vi] 同上，第30页。
[vii] 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viii] 同上，第530页。
[ix] 同上，第532页。
[x] 同上，第532页。
[xi] 同上，第533页。
[xii] 同上，第536、537页。
[xiii] 同上，第537页。
[xiv] 同上，第539页。
[xv] 同上，第542页。
[xvi] 同上，第538页。
[xvii] 同上，第538、539页。
[xviii]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xix] 同上，第3页。
[xx] 同上，第6页。
[xxi] 同上，第39、42页。
[xxii] 同上，第43页。
[xxiii]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xxiv] 同上，第19页。
[xxv] 同上，第22页。
[xxvi] 同上，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