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怎样的社会角色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极有必要借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古老传统。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人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十分特殊，他们既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又不是社会统治阶层；他们既是社会政治序列的后备军与参与者，又大都出身平民，与下层劳动人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什么使这个阶层既不向于统治阶层，又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呢？不是绎济地位，也不是政治地位，而是文化地位。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阶层看重士人阶层也正是油于他们拥有文化知识，可以用为工具。然而，文化本身具有超越性特征，它使士人阶层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获得独立意识与主体意识。士人阶层在承担文化．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社会处境，建构起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价值观。他们在自己的价值观的支撑下，不甘J 以仅仅成为君权的工具，相反，他们要规范君主，按自己的理想塑造君主形象。所谓“士志于道”,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等，其中的“道”即是士人阶层的社会价值观，是他们用以与君权所代表的“势”、“俭”相抗衡的精神力量。但是，士人阶层的精神力量却始终无法战胜君权代表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的社会理想，无论是小国寡民，是兼爱尚同，还是大同小康，都从来没有实现过。士人阶层也就始终处于做工具还是做社会价值建构者的二难选择之中。事实是，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大抵不能摆脱做工具的命运．，而在精神文化领域，又慷慨激昂地充当社会价值的建构主体，由于历史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一种使精神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的有效机制，故而他仰价值建构就始终停留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的独立意识，全体精神也只是在精神文化中才显现出来。他们所能做的一是沉醉于诗辞、歌赋、琴棋书画中以寻求心灵的自由，一是格守前人典籍或阐发微言大义，或严守师法、家法在章句，训话上用工夫，一是沿着统治者安排的仕进之途去追求功名利禄，此三者均与士人阶层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的初衷南辕北辙。只是到了晚清，由于西方文明的压力和刺激，再度兴起的经今文学才突破了传统的义理章句之学，试图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寻求一种在政治上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的新途径。“康梁变法”标志着古代士人阶层寻找使自己社会价值观与主体精神实现为现实价值的政治机制的努力。然而维新派却依然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将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君主．这就使“百日维新”再一次印证了士人阶层政治力量的臣乏。



     “五四”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古代士人阶层的现代延伸，他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清醒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并欲以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但他们那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却是对古代士人阶层主体意识的直接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抛弃了传统文化，一个崭、新的世界就会微笑着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是无法抛掉的，西方的价值观是无法被直接移植过来的。于是在各种披着新外衣的传统势力面前，他们只有缴械投降了。

     建国以后，极左思潮凭借政治力量给知识分子以巨大压力，他们不仅不再有自己的独立意识，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上，也不再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新时期以来，在消解极左思潮的影响中，知识分子渐渐苏醒过来，他们为社会的进步，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意识到，重新建构社会价值观、建构足以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乃是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传统文化并非洪水猛兽，西方文化亦非灵丹妙药，要建立新型的现代文化．就必须在接受西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十几年来出现的“寻根热”、“文化热”、“国学热”其实都是知识阶层这种心态的反映，同时也证明了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

     但是，在商品大潮中，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合理，脑体倒挂等现象的严重存在，知识分子的心理受到极大刺激。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既无赚钱的资本，又不受到社会的重视，于是陷入极度的心理失衡之中。这样的现实境遇一方面将他们推向实用主义，一方面又造成他们的内心紧张与焦虑。实用主义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在具体社会联系中找到最佳生存状态的关心上；内心紧张与焦虑使他们甘于在“大众文化”中寻求慰藉。二者都从内在方面消解着知识分子原有的超越意识、主体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知识分子能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能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规范、引导社会价值观，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自“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总是在封建势力、极左思潮的左右下步履维艰，难以迅速发展，与知识分子始终未能构成一个具有强有力的社会阶层有直接关系。当前的改革开放正为知识分子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契机。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一定压力．但真正能够赋予知识分子以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却只有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这似乎是一个悖沦，但实际上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商品经济以其特有规律消解了任何个人意志的社会牵引力，而正是这种个人意志常常是使知识阶层失去话语权利的主要因素。因此，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知识阶层绝不应痛心疾首，更不应淹没其中而放弃超越意识，他们应该一方面置身其中，促进其深入发展，一方面又超乎其外，积极建构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商品经济愈是深入发展，价值规律愈是渗透于方方面面，一套符合社会大众利益的价值规范就愈是必要。而这种价值规范只有在知识阶层的积极建构中出现。这就是说，知识阶层肩负着在商品大潮中凭借自己所承担的文化知识和社会责任感去规范、塑造社会精神面貌的重任。要完成这一任务，知识分子就必须首先进行自我规范、自我塑造、完成人格的自律自足，如此才能在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情况下保持其独立意识与超越精神。

     “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一向文化“侵入”的产物。它的出现本身即已证明着个人意志对文化之牵引力的弱化：而它的品位则直接决定于社会大众的普遍素质。面对商品经济，知识阶层有某种物质上的失落感；面对“大众文化”，他们又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失落感．似乎目己文化承担者的角色被取代了。实际上“大众文化”消解掉的并不是知识阶层的文化主体性，而是个人意志对文化的裁决权。因而知识阶层不应将“大众文化”的出现视为自身文化话语权利的丧失．恰恰相反，他们应把“大众文化”当做自己进行价值观建构的有利形式。他们除了继续探索高层次的文化奥秘之外，应以更多的力量去关注“大众文化”，使之在商业性，消费性的范围内，获得某种价值规范。在具有社会使命感的知识阶层的积极参与干预之下，“大众文化”就可以将社会批判精神融入娱乐性之中，从而成为对社会大众的精神状态具有良性作用的积极文化。

     三、“大众文化”与文学

     今日知识阶层如何处理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在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现实中寻找自身位置的问题。知识阶层要安身立命就不能无视商品经济大潮，文学要存在下去也不能无视“大众文化”之流。知识阶层只有立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依据社会的现实需要才能建构起切实可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才能不流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文学也只有立足于“大众文化”，依据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才能创造出为社会认可的作品，才能摆脱孤芳自赏的命运。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放弃对精神贵族地位的追求与维护，必须从现实出发，从自身社会境遇出发，充分发挥主体精神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文学必须进入“大众文化”之中，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