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杜维明认为儒家传统中具有“以‘学做人’为核心的启蒙精神”。对“人”的深度反思和“学做人”是儒家传统能够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也是东亚式“现代性”的“灵根”。体现“东亚企业精神”和东亚“新文明”色彩的“新儒家伦理”是一种对“西方的冲击”的“创造性回答”。对“东亚的新型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其基本点是对“责任感”的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对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承诺。这个实体可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集体或者我们的国家。”杜维明认为，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是“很难成立的”。 “除非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东亚现代性”已经呈现出一幅连贯的图景。在“地球村”式的“新轴心文明时代”，儒学发展的前景如何？杜维明认为，儒学将会在儒家知识分子自觉反思的基础上，回应西方文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发展出一种建设性和融合性的“新人文精神”。假若真有一个“第二轴心文明时代”，则“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可期的。

关键词：工业东亚；新儒家伦理；新轴心文明时代；新人文精神 

杜维明[1]，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1981年以来），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学研究讲座教授（1999年以来）。先后获台湾东海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士（1961）、硕士（1963）和博士学位（1968）。曾经任教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1968——1970）、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1971——1980）、北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法国高等学院等。1984——1987年任哈佛大学宗教事物委员会主席，1984——1992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海外董事，1986——1989年与1991——1992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1996年以来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代表性的论著有《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1976）、《行动中的宋明儒家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代》（1976）、《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集》（1979）、《今日的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1984）、《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1984）、《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1989）、《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1990）、《三重和弦：儒家伦理、工业东亚与韦伯》（1991）、《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1989）、《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1996）等。[3]杜维明毕生为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在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播道”，当然，他撒播的“灵根”或“慧种”是“儒家文化”，或者说是杜维明诠释（杜维明称之为“创造性建设”）后的“新儒家文化”。杜维明认为，现代东亚文明，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转生后的“新儒家文明”。但这个新东亚文明要儒家知识分子的长期自觉地反思和回应现代化、全球化与西方文明的挑战，才能获致。观察杜维明的东亚发展观，可以对现代化与传统、现代化与西化、现代化与全球化等关于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有新的启思。也可以体知对东亚发展道路的另一种视野。

一、观察东亚现代化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观察和研究东亚现代化，必须要考虑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儒家文化、中国文化与东亚文化的关系问题、现代化与西方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政治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等。杜维明在研究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后，进行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思考，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东亚现代化进程和借鉴东亚现代化经验的参考。

第一，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

据杜维明的观察和理解，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世界，计划中的从传统到现代性的转变从来没有实现。传统在现代性中继续存在，这成了一个规范。其实，现代化进程本身是由扎根在各种特殊传统中的各类文化形式来定形的。[4]杜维明批评那些理直气壮地把自己认同为现代化倡导者的中国西化论者，指出他们虽然有着把中国从黑暗的落后历史和封建状态下拯救出来的激情。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儒学传统的转变潜力。例如，他们本来可以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是动员本土资源进行现代化的知名事例。结果，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儒学作为的方式得到了繁荣。虽然日本故意拒斥中国模式并试图加入西方，但她并没有选择把割断传统当作出路。[5]因此，“我们必须打破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两分。不能把传统和现代认为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东西。正好相反，我认为应该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来考虑问题。如何融合？当然必须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思考。”[6]

第二，儒家文化、中国文化与东亚文化的关系问题

杜维明认为，儒家文化不可以涵盖中国文化与东亚文化的全部，但儒家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东亚文化，未来还有可能成为欧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东亚和世界。以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来作对比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内涵是非常宽的，而儒家这个内涵则比较窄，所以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很多人把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等而同之，甚至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这是有片面性的。但是，儒家作为一个精神文明，作为一个传统，所指涉的范围要大过中国文化，因为它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有学者，如山崎闇斋等，接受儒家文化，但并不认同中国文化。[7]

第三，现代化与西方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杜维明认为，随着工业东亚的兴起和太平洋时代的来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现代化可以有非西方（譬如东亚）的文化形式，乃至非现代西方的价值取向。他本人也是这样思考的。杜维明认为，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工业东亚的“现代性”体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轨迹。其主要的不同点已经能够“呈现出一幅连贯的图景”[8]。

第四，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杜维明认为，最杰出的现代西方思想家认定为自明真理的“普世性”的东西，其实是区域性的，是一种局部知识形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普遍的感召力。[9]现在不少研究全球化的学人已认识到，一般的跨国公司固然是全球化的，但成功的跨国公司却是能够以全球化的理念，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地域里面真正生根。[10]全球化并非同质化，也未必一体化，全球化和地域化既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的。[11]

第五，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到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因素应该怎样理解？杜维明指出，多半的经济学家对文化的问题没有敏感性，这是职业的限制。因为文化的因素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学所发展的模式给予一定的位置。但是，人是复杂的群体，文化的因素是相当重要的，你不能把它割裂掉。所以，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这一点，认为很多影响经济的重要的因素是非经济的。任何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除了硬体的制度问题以外，非要接触到观念问题、价值问题之类的软体。即使是制度的运作也“一定牵涉到人的因素、价值取向的因素、程序的因素和其他没有经过反思的习俗。这里就有文化的因素。”[12]

第六，政治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民主的发展并不是政治现代化的全部内涵，但一般的现代化理论家往往把民主化理解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杜维明也是从此角度来认识政治现代化的。但他不认同政治现代化与文化无关的观点。为什么民主制度比较健康的发展都在西欧？而菲律宾、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地民主制度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杜维明强调这与西欧原来“复杂的文化”基础有关。东亚民主的发展应该考虑这些社会“个别的文化状况”。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