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个人主义与平等的「神话」正相反，「近代」与性别无关说法，还不曾有过。即使是在合理的资本主义下，性别都是经济外的不合理变量，而资本则是非常合理地利用性别这项变量。像伊力奇那样说：「资本主义将女与男皆还元为无性别的个人。」其实只表示他天真地相信近代资本主义所传播的「神话」。讽刺的是，他也说过，产业社会乃是「生产归男，家事由女，史无前例实行性别隔离的」社会。
在超越性之「区别」，把「差别」当成问题这点上，女性主义的确是「近代」的产物。要建立两性之间的「差别」观念，必须先确立两性之间作为人的「平等」观念。基进女性主义固然把性支配的结构，公式化地称为「父权体制」，其实自女性主义成立之初，就已经把「近代」这个时代特有的性支配方式当成是问题了。
产业化制造了近代所特有的性别角色分配。那就是指定男性负责生产，女性负责再生产的性别领域，苏可洛夫指出了这点，并将此称为是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的历史性妥协--「victorian compromise」，而且把这样成立的体制叫做父权体制的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间的妥协，在历史上并非只有这一次，而是配合产业化的各个阶段，反复地进行微调整。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性支配方式当然不会一成不变。所以我们的问题可以这样提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态从性这项变量获取利益呢？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者威尔赫夫曾想用「资本的原始累积」一词来说明资本主义与性别之间根源性的关系。资本主义原是一种对等交换的竞技活动，这个竞技场一旦成立，在开始自行运作之先，必须先完成拥有资本者与无资本者的分化。最初的资本是如何成立的呢？马克思认为是始于掠夺。18世纪的英国，那些土地被掠夺，被迫成为「自由劳动者」的农民们成了劳动力的供应来源。资本的原始累积是藉由都市对农村的掠夺而完成的。这是靠着经济之外政治强制力的「资本之不义」。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交换游戏，内部存在着等价交换与不等价交换两者。从原理上说，利润只源于不等价交换。马克思所观察到的，正是拥有资本者与无资本者分化后，亦即劳动力买方与卖方分化后，在等价交换表相下，劳动力买卖的不等价交换事实。资本在表面上是购买劳动，其实是购买劳动力。换言之，资本所支付的，只是与劳动力之再生产价值相应的价码，而非以与劳动生产品相对应的等价物。这种不等价交换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有落差。
资本主义打从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就在利用这种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的落差。这意味着资本不止是农村与都市的落差，也是掠夺性别变量的手段。威尔赫夫指出，资本的原始累积除了以农村为其腹地之外，也开垦了女性这片广大的沃野。
原始累积期的资本利用，还有一条国境的界限。产业资本主义前期，有所谓重商主义的商人资本，借着把财富在地域之间移转产生极大的利润。重商主义是在环球经济（global economy）立以前，利用地方性交换网的落差获取利益。合理的资本主义把重商主义称为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或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并以此为耻。可是，耶鲁经济学者岩井克人对重商主义重新加以评价。据他说，资本原来就是从差异产生价值的，所以自重商主义以来，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改变。
城乡的落差、国际间的落差，还有性别的差距，都是经济之外的变量。此种差距是政治性的，而经由此种落差所产生的利润则是经济性的。被认为脱离政治的资本主义，完全未从政治取得自主性。我们将这种被政治深层污染的体制（economy）称为政治的经济（polical economy）。
女性主义注视着资本主义各阶段的变化，一面利用因资本而重编性别的现实，一面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这种变化。就某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与女性主义是「携手并肩」地进行历史性的变化。女性主义在消解性别差典并且眼看着「近代」将因此完成时，直接触及了因建立性别规范而成立的近代父权体制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生于「近代」的女性主义吞食了自己出生的母胎。
由于将性别变量消解，「近代」在完成的同时也开始解体。事情的发生始于资本主义本身想要超越近代产业资本主义的框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阶段被称为脱工业化，它使得近代产业资本的诸属性皆为无效，开始了「脱近代」的新历史状况。
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先进工业国家都把第四次技术革新的产业结构转换视为最重要的课题，也经验了脱工业化的历史过程。英国在「撒切尔（Thethier）革命」中，成功地完成了这种产业结构的转换，日本也实施了软化经济，并且到达前所未有的日圆高景气。比奇在石油危机后OECD各国雇用女子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尽管是在1970年代结构性不景气的高失业率情况下，OECD各国的女子雇甩数仍增加。「男子高失业率的同时，女子雇用数增加」的对比性说法，推翻了「最后被雇，最先解雇」（last hired, first fired）这种女子是劳动力后备部队的说法。根据比奇的说明，首先是产业的信息化与服务化，创造了「女性取向的工作」。其次，正因为这被认为是「女性取向的工作」，兼差或临时性的（irregular）工作机会增加了。并不是女性侵占了传统上由男性担任的工作，而是女性大量地出任新出现的周边性工作，由此而来的，是女子劳动的边缘化。
日本在产业结构转换之际，女性受雇人数也大幅增加。和OECD各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结构性的不景气与高失业率。因为日本为了快速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转换，将没落的产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平和地出成长产业部门吸收雇用。OECD各国的失业率直接冲击了还未进入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在劳工组织强有力的欧洲国家，中老年层的劳动者牢牢守住他们的既得权益。在日本，产业结构的转换直接冲击了熟练部门的中老年层男性劳动者。他们虽然不会直接面对失业的问题，却也必须随着企业体质的转换做职务调整。另一面即是边缘性的女子受雇数显著增加。1986年兼职劳动者突破500万人，其中七成是女性，占女子受雇人数全体的22.7%。从85年到86年，女子受雇人数较前年增加36万人，男子则增加31万人。其间，经常性受雇者增加了17万人，兼职者增加了19万人，亦即有半数以上是兼职。
提倡文明史的文化人类学者梅棹忠夫认为：脱工业化对女子劳动具有正面效应。换言之，因为不再有劳动的性别问题，以往在工业化时代无法摆脱的劳动性别配置，因此而失效。在信息产业方面，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既无所谓「男性软件」或「女性软件」的分别，信息产品也就没有性别差异。经由技术革新而发生的经济下层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消解性别差异的物质基础。
可是在另一方面，比奇所说：「因为被认为是女性取向的工作，故被放在边缘地位来雇用，」也是事实。女性一直都被隔离，在非正式的劳动部门担任不支薪的劳动（unpaid labor），而今则在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之间，因应需要成为自由来去的周边劳动力。可是，这是应谁的「需要」呢？第一是资本的需要，第二是父权体制的需要。资料显示，许多女性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兼职性的工作，其实那是因为她们将「父权体制的需要」内化了。许多结束育儿期的35岁以上的女性，为了即将来临的另一重父权体制需要，即老人看护--主要是丈夫的双亲--而必须随时准备回到非正式部门。这些都被「劳动自由的扩大」「余暇杜会化」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在劳动「余暇」部分的私有领域「需要」变动中，女性依然居于从属的事实，是女子劳动边缘化的根据。威尔赫夫断言此乃「劳动的主妇化」（housewifization of labor）。今日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许多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