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产生腐化，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是基于人性“原罪”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铁律。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权力制衡”手段，拥有统治权力的强势集团，无论建政初衷如何高尚圣洁，难免为“原罪”驱使，一步步背离神圣承诺，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们会进行思想控制，扭曲、变造“两心调谐”信仰体系为愚民手段，戴著代表人民利益的光环，利用人民信托的手中权力，以人民公仆的冠冕堂皇名义，去做出较之明火执杖的强盗可恶不知多少倍的弥天大罪；或竟直接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赤裸裸回归“丛林法则”。这种恶性发展的结果，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终将使得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不复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和谐理想化为泡影。
为什麽有人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不断警示，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破坏、和谐化势头常葆青春，就要在国家政权层次上高高祭起“权力制衡”这个凝聚人类非凡智慧的法宝，约束人性原罪之恶。
“共和”，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制衡”的代名词，“共和”是“共同利益”的守护神；换言之，没有共和的民主是不健全的民主，没有共和的人民政权是站不住脚的人民政权。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进步发达，领先全球，创造成功现代进步文明，关键玄机何在？
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后，西部地区天高皇帝远，众多“蛮族”国家世俗王权与罗马教会大一统精神中枢同存，经典神学把它们比拟为“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互相支持又互相对立，谁也吃不了谁，因而幸免陷入世界其他地区宿命般无可逃脱的“政教合一”窠臼，出现了普天之下一枝独秀的“凡圣两立”局面。（详见后文二之二）在那里，基督教没有沦为君主政权的愚民工具，却不期而然地与君主政权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但确有实效的“权力制衡”关系。君主握有生杀大权，但无法操控以宗教为载体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教会无兵无卒，却能惩治甚至罢免一国之君。一旦教会自身因权势极盛而腐化堕落，教义被严重扭曲之际，可以出现知识分子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以至进步神学家与平民、贵族、官员、知识界联合起来，经由“宗教改革”运动挽狂澜于既倒，“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历尽劫难，犹可浴火重生，与时俱进，今更胜昔。
英国在十七世纪末最早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政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相结合，促成这个后进蕞尔岛国，迅速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并且快步走向民主化。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长期代表著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近代民主政治的前驱，绝非出於偶然。
由此可见，即便在封建专制政治环境中，有了“权力制衡”，一种“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就有存在余地与发展壮大的可能，导致难以逆转的良性发展进步大趋势。
今日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能够历劫不殆，持之以恒，社会发达进步不止，靠的是那日后自觉体现“共和”精神建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充当守护神。
“权力”只能通过“权力”来限制，空谈“人民制约政府”是毫无意义的。以美国宪法为例，其重头笔墨都用在如何分散、限制和平衡政府的权力，以及保障公众自由意志有效监控政府和选举政府的权力。
什么是针对统治集团的真正有效和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溯自“性与天道”常识公理，对照中国改朝换代、因循往复、长期发展停滞，以及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双城记”居功厥伟的启示，证诸现代民主社会成功经验（见后文二之二），有效的“权力制衡”不可不遵如下四项原则：
１·分权或平行地位
2·选民拥有最后和最高制衡权
3·制衡动力来自私心
4·手段重于目的
“权力制衡”就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保障。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生活中，有了完善的“权力制衡”之道，人类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可以免于因统治者和强势权力集团的自私恶性或认识错误而遭破坏、以至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历史上曾经有过不期而然机缘偶合碰巧发生的事实，但这种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几乎绝无仅有。可靠的体制化“权力制衡”，要依靠“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指引，以及“激发时机”催活作用驱策，通过自觉的改革努力才得真正实现。
（三）. “激发时机”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形成和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这种文化的萌芽绽放、转折向上，或绝处逢生，拨乱反正、重开新猷，往往需要时到机来，某些特定因素提供催化触媒般的激活作用，方得由隐转显、功效彰著、大放异彩，造就一种“飞跃”发展的局面。
“心态文化”如此，“权力制衡”亦然。
这好比机体细胞中的生物基因，可处于隐性的“关闭”（Repress）状态，也可经由启动因子（Promoter）等激发活性（Activity），进入“表达”（Express）状态，发挥其不胜奇妙的特赋功能。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是灵性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感悟、传承、弘扬的非凡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却非常容易被扭曲、破坏，或以假乱真，闹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
自从三百万年前 “真人”（Trueman）显踪，十几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草创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为重要，堪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事业”呢？
人类足足化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培育、积累、传承、发展成功那赖以建立文明的爱心或公心（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有助观念的培育、积累、传承和发展），逐渐懂得互相残杀并非人际争强的唯一选择，合作帮助，利己利人，良性竞争，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发挥灵性创造能力，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人类告别新石器时代，走出丛林世界已逾万年，“人之所以为人”的“两心调谐”天道公理时不时隐然驱动着社会进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私加灵性造就的原罪支持下的人类特征“丛林法则”，较之“兽性法则”可怕不知多少倍，在一切地域和领域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气数不尽，特别是掌握统治权力的强势集团，往往或明或暗，奉为圭臬；因此社会性“两心调谐”化力量真正占据优势支配地位的时间极少，而且常常是焰火般短暂，难得造成一种稳定可靠的和谐化大趋势。
一部人类文明史，何尝不也是人类野蛮史。人称“二十四史”为相砍书，整部世界通史何尝不然？不论炎黄子孙、同文同种或诸夏夷狄、非我族类之辨，无不反反复复，互相杀伐不止，凶残暴戾，无所不用其极，绝非狮虎熊豹一切非灵性猛兽类所能望其项背。十八世纪法兰西有心人伏尔泰研究了他以前九百年的欧洲史，发现“不断的战乱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把许多城市毁为废墟，代价如此可怕，报酬却微不足道”；“史书里没有多少和平安定的年月，只见破坏和灾祸。”愤世嫉俗的德国人叔本华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