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难能可贵的社会性和谐化势头的形成，常常是被极端不和谐逼出来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旦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产生了社会变革的要求。这种严重不适应的情况，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公正原则荡然无存，多数人痛苦不安，社会动乱愈演愈烈。大乱至极，人心思治，常常诱发了改革生产关系、实现社会性和谐化的历史契机；但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缺乏一种韦伯所说的引导进步的转辙器功能，亦即本文论证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调控作用，人们白白地放过了一个又一个良机，动不动陷于治乱循环怪圈而不能自拔，白白苟活过了千百年。
在社会矛盾深不可解，强势集团难有制胜自保之道的极端不和谐情况下，一些统治者恋栈既得利益，迷信生杀予夺绝对权力，不思戮力改革残局，往往暴政腐化变本加厉，甚至走上极端专制独裁和法西斯化的不归路，终于不可救药，烟飞灰灭；另一些统治者，特别是一些比较超脱、洞察情势的后继者，在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有所感悟，懂得让步，善于协调，顺应人心，一时缓解社会矛盾，可能导致短暂的“太平盛世”，但这类政策调整本质上缺乏“两心调谐”内涵，总是虚有其表，不能导致根本性的改革，不足以带动上升型的发展进步，长治久安无望。历史上只有极为罕有的机缘遇合下，上下一心，幡然醒觉，寻求“人间正道”，既有适当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为支持，又能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制衡”作用，方才可能开创货真价实的和谐社会新局面。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人心所向和改革压力造就变局，还要有优秀杰出的志士、君子、贤人、圣哲、“先知”、“救主”……适时临世为之提供学说、理论、教旨……进行启蒙、宣导、奋斗，贯彻…… “英雄”辈出呼应惶惶变局，“天时、地利、人和” 一朝交汇，方得成就浩浩荡荡和谐化“激发时机”。
另外，没有外敌压境、严重灾变的威胁和挑战，得以保持持久和平局面，或存在现实可供借鉴的社会和谐化范例，以及催促良性改革的强大国际潮流，都是造成“激发时机”的有利外部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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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本大源，没有这样的“心态文化”为始基，为导引，所谓和谐社会只能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而已；“无本”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见《孟子·离娄下》）
“权力制衡”体制是维护社会性两心调谐化趋势历劫不堕、常葆青春的最后保障，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即便出现了社会和谐化局面，常常短命夭折，稍纵即逝，成不了正果。
“激发时机”意味着触媒作用到位，是酝酿发酵，催化激活的环境条件。时到机来，和谐本源和保障机制可能“无中生有”，由隐转显，由衰转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硕果累累；成全大千世界朗朗乾坤美仑美奂的和谐社会三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