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初居住在当涂县境内的应是古越人。从古今当涂的一些地名来看，有不少属于古代吴越民族的语言残留，如现在的县城“姑孰”，大官圩南部的“乌溪”，还有与当涂紧邻的现今的“芜湖”，历史上的“鸠兹”、“于湖”，这些地名都具有冠首字，应当是古越语的发语词（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据《史记》记载，周夷王时楚国熊绎之玄孙熊渠曾兴兵伐扬粤，并将此地封给自己的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因害怕周厉王的讨伐，又去王号而称麋侯。据今人蒙文通考证，越章王的国都丹阳就在今当涂境内，疑即现在的丹阳镇。执疵后来做了楚王，即熊延。不过越人后来又夺回了这块土地，《越绝书》载越有麋王，当即故楚麋侯所居之地后入于越，越以封其子弟，沿其旧名称麋王。楚怀王时，楚国又乘越国内讧灭掉了麋王之国，楚考烈王时将它封给了春申君黄歇。秦灭楚后，楚人大多流亡到江东（史载楚将项燕之后居于吴地，项羽兵败欲逃归江东，说明不少楚人已经将江东视为故乡了）。秦始皇一开始在江东建立了会稽郡，在当涂境内置丹阳县（由县名可知是安置楚人的）。同时为了控制越人，又徙越人于皖南一带，置鄣郡（鄣者，章也，是鄣郡为古越章王地无疑也），丹阳县也就改属鄣郡了。汉武帝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是仍其旧名也。据上可知，当涂境内先后反复为越人楚人之地，吴越同族，古越语是一种为楚人所不通的语言，有《越人歌》为证（见《说苑.善说》）。因此在先秦，处于“吴头楚尾”的当涂显然为越楚两个民族的杂居之地，越人是土著，楚人是外来的，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是肯定是存在着的。当涂境内的越人一直到三国孙权时还存在，当时被称为“山越”。可以说，在汉末以前，当涂方言虽然经历了楚语的冲击，但基本上还是以古越语为主，楚语在当涂遗留下来的现今只有一个地名“丹阳”。

　　汉末离乱及三国纷争中，北方人口有相当规模的南向流动。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记载：“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当涂现今的县城姑孰镇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始建的。这次人口迁徙给江东这一古越人居住地带来了北方的汉语，而且由于东吴政权在江东统治时间较长，江东开发也较快（最早围垦当涂境内的丹阳湖即在此时），使得江东人口汉化的程度也较大，江淮之间的汉语与当地的古越语相融汇，这大概就是现今吴语的雏形了。丹阳县（即当涂）紧邻东吴都城建业南面，其语言无疑也是早期吴语了。历史上的地名“牛渚”（今采石。无锡有“鼋头渚”）应当是早期吴语的见证。

　　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应当始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这一战乱导致西晋沦亡。由于当时荆、豫二州淮河以北的南阳郡、汝南郡等地相继沦入胡人之手，这些地方的流民是最早踏入当涂境内的外籍人口。东晋初建，在晋元帝、晋成帝时（公元四世纪初叶），北方沦陷区的豪族携其妻子邑人，纷纷避乱南渡，于江东傍江物产丰美处侨居，仍以原籍郡县称呼其新居之地，后遂形成一大批侨置郡县。当涂为津渡要地，西临大江，东届茅山，北毗秣陵，南至中江（今芜湖县境），地域辽阔，水土尤宜，又离东晋都城建业不远，因此一时间当涂境内涌入了北方各地大量侨民，其中以湖北、淮北之民为多。当时沿江地区和南部尚为水泽之地，只有西北横山一带地势较高以及濒临丹阳湖一带有围垦的圩田，因此在当涂境内侨置的郡县多集中于此，计有豫州之当涂县、荆州江夏郡之新市县、南阳郡之博望县和湖阳县等。东晋建国之初侨置的郡县，大都在后来的几次“土断”中裁撤。博望、新市、湖阳等侨置县也在其列。作为县制是撤销了，但作为邑名则保留了下来。现在当涂东南沿丹阳湖、石臼湖一带尚有博望镇、新市乡、湖阳乡，这些乡镇名称应当就是当年的那些侨置郡县的孑遗。今当涂境内的博望镇有一历史悠久的铁作副业，其技术当系由南阳士民携来，按《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有工官、铁官”，《寰宇通志》也谓“南阳、内乡、汝州，并出铁，俱有冶。” 这也是当时人口迁徙的一个间接的佐证。这些迁徙而来的北方士民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方言，当地的早期吴语受到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当时的士人以讲“洛下音”为荣，现今的吴语大概在这一时期经过早期吴语与中原音融合而最终定型了。

　　到了唐代，尤其是从安史之乱开始，中间经历黄巢起义，一直到五代十国，北方中原地区战乱不已，许多北方士民纷纷到江南避祸。史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真是“避地衣冠尽向南”（郎士元《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就一直定居在当涂，最后死于当涂，当涂青山脚下至今有李白墓。

　　然而最大的移民浪潮还是北宋覆亡宋室南渡之时，这次人口南迁始于靖康元年(1126年)，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1279年)。由于宋室南渡最初定都于建康（今南京），当涂为京畿要地，流民大多流入此地。当时的官员为了安置这些流民，曾大规模围垦开荒，当涂境内的大官圩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由于当涂境内围垦造田的土地较多，当涂再一次成为这些流民留居的首选之地。据笔者了解到的当涂大官圩内一些大姓的家谱记载，他们来当涂定居大多始于这一时期。有学者认为，当涂一带至此已经变为官话区了（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因为直至现今，当涂境内大部分地区仍然说吴语，可见当时的移民并未将自己的方言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是经过语言的融合，使之改造成为一种官话特点较多的特殊的吴语——宣州话了。

　　最近的一次移民在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战争（本地人俗称之“长毛之乱”）之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当涂作为外辅乃重要战场。当时战事持续11年之久，经过太平军与湘军拉锯式的争夺战，兵燹、灾荒与疾疫继作，当涂境内人口锐减。战乱平定之后，当涂并未像皖南宣城、广德、郎溪一样成为大规模的成批的河南、皖西移民的移居地，而是仅有一些零散的、与军队有关联的外籍人（以湖南湖北人为多）定居当涂（笔者的外祖父即随湘军入驻的湖南人）。光绪年间，外籍人口迁入垦荒，江北和县、无为县的农民流入较多，现今江心乡、西河乡的人口即为此次移民的后裔（当地人一律称之为“江北佬”），方言仍保留原籍的特点，与县内的官话明显有区别。此外，当涂水域面积较多，渔民多来自下江扬州地区，搞运输的船民多来自本省桐城地区（当地人一律称之为“船上佬”）。此次移民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其移民留居地多为沿江一带新围垦的圩区，这就导致了现今当涂境内出现了一个官话区——沿江区，这是外来方言对当涂话的最后的一次侵蚀，而这种官话也明显具有一些当地吴语的残留，这主要表现在个别词汇上。

　　当涂境内移民较多除了历史的因素而外，主要还是由于这里安置移民的外部条件较好，即滩涂较多便于垦殖，移民很容易找到寄居之地。据《当涂县志》记载，先秦时，当涂境内大部分地区还被长江和丹阳湖淹没，且古中江由此沟通吴楚，《汉书.地理志》载：“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只有西北地区（即今薛丹博地区）有陆地，这就是西周时楚国越章王定都丹阳之地。两汉至三国时期滩涂淤积加剧，长江浅滩淤积成陆地，丹阳湖由于中江淤塞泥沙沉积，围垦造田。史载三国吴黄武元年(222)筑姑孰城，可见当时沿江一带已有移民长期居住。三国吴永安三年(260)丹阳都尉筑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这是关于大官圩围垦的最早的记载，这些垦区无疑给后来的永嘉移民提供了绝好的移居地。不过永嘉后侨置的郡县仍集中于薛丹博一带高地，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说明当初围垦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丹阳湖围垦的鼎盛期为唐宋时期，史载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当涂知县率众筑长堤将54个小圩联并为大官圩，这与外来移民加剧不无关系。现今的江心乡至少在清初就已从长江中浮出水面，史载清同治四年(1865)始筑江心洲大圩。现今的西河乡一带是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1923~1925)由路西湖、青山湖围垦而成。对丹阳湖的围垦是从民国十八年(1929)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逐步完成的，1971年在丹阳湖围筑南、北圩标志着这个大湖最终从地图上永远消失了。所有的这些围垦，一直给外来移民提供着理想的留居之所，这也是造成现在当涂境内方言复杂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