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涂境内吴语的特点

　　当涂境内的吴语是当涂的土著方言，官话是外来的，而且形成时间不会太长，这是基本事实。然而当涂境内的吴语尽管具有吴语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地缘上毗邻官话区，历史上有多次受到北方话的侵袭，也就使得吴语的味道大打折扣。如果纯粹从听感上看，除东部滨湖区外，当涂的大部分说吴语的人（官圩区）与官话区的人交流没有多少障碍，反之与地道的吴语区的人交往却会感到语言上的不通。原因何在？一般认为，不同方言之间的交流，声母方面的差异障碍系数最小，这主要是因为声母的数量不太多，而且各方言在声母方面的变化相对来得少一些，比方说平翘舌不分，鼻边音不分，分的人听起来只是觉得有点别扭，对交流并无多大妨碍。声调方面的差异问题稍为大一点，但一般只是觉得听起来有点“怪”，也不至于听不懂，如北方话各方言之间的声调方面的差异并不会造成交流时太大的障碍。真正对交流构成重大障碍的应当是韵母，尤其是韵母的数量多，各方言在韵母方面的变化来得大一些，而且变化的规律不易掌握，这就导致了听感上出现了“盲点”，听的人就会听不懂。当涂方言的三个区就有这种情况。自西向东，从方言的地理分布上就可以看出官话方言向吴语逐渐侵蚀的历史演变的轨迹。当涂方言最西边是沿江区，属于典型的江淮官话，最东边是滨湖区，属于味道最足的吴语，处于中间地带的官圩区从心理上来说比较认同于西部的沿江区，而对滨湖区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排异现象。

　　官圩区在全县31个乡镇中占了22个，无疑是当涂的代表性方言，因此讨论当涂境内的方言应当以官圩区的方言为基础。官圩区的东部滨湖区只有3个乡镇，而且这些乡镇自身封闭型较强，及地方观念重，历来与县内其他地方交流不多，外地人进入往往会遭到排斥，加上这一地区比较闭塞，官圩区的人只会觉得他们比自己更“土”，从来不会在语言文化上受它们影响。而西部的沿江区，虽然也只有6个乡镇，但城关是县城的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官圩区的人在心理上有往沿江区趋同的意向，因此官圩区在语言上有被沿江区同化的迹象。先从语音上来看。官圩区与沿江区除了声母方面的古全浊声母今音不同而外，韵母和声调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而与滨湖区除了声母方面古全浊声母今音基本相同而外，其他方面差异较大，如滨湖区韵母方面鼻辅音韵尾的弱化或脱落，主要元音高位化，声调方面上去入三声分阴阳等等。再从词汇上看。官圩区与沿江区一致性较强，而与滨湖区不同点较多。如“外祖父”“外祖母”，官圩区都说成“家爷爷”“家奶奶”，“丈夫”都说成“老板”，与沿江区一致；而不像滨湖区那样说成“家公”“家婆”“老公”；“昨天”说成“昨家”、“昨朝”而不像滨湖区那样说成“上家”、“上日”（见附录当涂方言地图十五、十七）。此外，从文化上看，如听民间小戏，官圩区与沿江区一样都喜欢听江北的庐剧，当地人称之为“倒倒子戏”，而不像滨湖区以前一般听的都是江苏的锡剧。赶集时，官圩区的人一般都上县城或临近官话区的口岸（如丹阳），而不是像滨湖区大多前往吴语区（博望一般上江苏溧水，湖阳一般上江苏高淳）。滨湖区的博望是著名的“刃具之乡”，从事铁工和锡工的工匠比较多，过去在当地工匠中通行一种“黑话”，笔者在《当涂博望地区铁业社群行话初探》（方言学会1989年湖南大庸年会提交论文）一文中有具体阐述。湖阳民风较朴野，以前盛传当地女子赤膊乘凉，上个世纪70年代为抗旱曾征调湖阳民工来县城修筑堤坝，那些男性民工在公共场合就脱光衣服跳下河洗浴，以致县城的人像遇到怪物一样觉得不可思议。

　　当涂县境内的吴语内部的一致性还是有的。官圩区除西南少数几个乡镇外，区内大部分乡镇果摄字与遇摄字合流（“过”=“故”ku），假摄三等字韵母今音a（“夜”=“亚”ia），与滨湖区一致（见附录当涂方言地图六、七）。但是就这两个区的特点来看，官圩区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有个别字音发音比较特殊，如“茂”音“妹”mei，“梯”音“推”tʻei，“蛆”音“欺”tɕʻi，“虹”白读音“呛”tɕʻaⁿ（见附录当涂方言地图八~十一）。二是濒临丹阳湖的大陇、新丰两地“女”口语音读成“米”mi，与其他地方不同。滨湖区也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博望将别处的ei 韵混同于古流摄韵母，如“雷”读音同“楼”ləɯ，“推”读音同“偷”tʻəɯ。二是本区古微母字今白读音声母有读成m的，例如湖阳“晚”mie，“望”mɑŋ；博望“蚊”mən。三是湖阳将“鱼”、“女”、“米”、“二”都读n，“五”读ŋ，将“男的”、“红的”的“的”说成“佬”lɔ。四是博望“我”、“你”都说成入声niəʔ，“我”是阴入ʔ55调，“你”是阳入ʔ21调。这些显然都是有异于别处的吴语的地方特征。

　　当涂县境内的吴语对本县的官话也有影响，这种影响与其说是后加的，还不如说是先前留存的。这主要表现在个别词汇的读音上和语法上。从词汇上看，沿江区把时间词“今天”、“明天”说成“今朝”、“明朝”，“今”读作kən，“明”读作mən，这与其他两个吴语区是一致的；指示代词“这”“那”，沿江区说成kɪ212、kɪ53，声韵相同而声调有别，近指“这”都是上声，远指“那”都是去声，这也与其他两个吴语区一致。在语法上，沿江区与其他两个吴语区一样，量词有三叠式（“家家家”、“年年年”）；“回家”一般说成“家去 / 来”，“去”读作kʻɪ；“是不是”“去不去”一般说成“格是”“格去”（“格”读作kəʔ），“格”也可以说成“克”kʻəʔ、“阿”aʔ、“还”xaʔ。

　　随着建国以后推广普通话运动的展开以及学校对运用普通话进行教学的重视，官话对吴语的侵蚀明显加快。笔者在调查临近沿江区的藏汉、太白、龙山桥几个吴语乡镇的方言时，发现古全浊声母字在年轻一代口中已经与其祖辈父辈口音不一致了，如年轻人一般把它们读成清音，而老年人还仍然保留着不混。还有就是同一个乡镇，城镇上的口音与农村人的口音也有差别，如官圩区的丹阳、黄池，这两处地处交通要冲，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城镇人的口音已经听不出有浊音了，而农村人却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传播媒介的普及，再加上乡镇人口的自由流动，吴语的纯粹性再一次受到威胁。一是个别字的普通话读音被直接地移植过来，以致造成个别字音出现不合规律的例外，如“谷”，古通摄入声屋韵字，当涂方言读kuəʔ，但是当地人在说起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的时候，这个“谷”字却读成ku，上声，音同“古”。再如现在很新潮的说法“酷”，本地人都读成kʻu，音同“库”，其实“酷”字是古通摄入声沃韵字，当涂话按规律应当读作kʻuəʔ。二是在引用北方话语汇时将不合本地话说法的词也移用过来，如当涂人从来不用“说”这个词，“说”的意思当涂人用“讲”，但是当涂人口中有“说走就走”这个说法，说这话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个“说”就是“讲”。再如当涂有俗谚云：“学个羊儿风，省得过渡钱”，“羊儿风”即“癫痫”，俗称“羊角风”，但是“羊儿”当涂从来不说，当涂话没有儿尾词，按照当涂话，“羊儿”应当叫“羊子”，子尾。三是直接用北方话词汇替换本地话词汇，如用“厕所”代替了“茅缸”、“茅斯”，用“垃圾”取代了“落索子”。可以预见，当涂境内吴语的西限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向东退缩，不过，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官话在县境之内完全取代吴语应当是不可能的。当涂境内方言的复杂性主要是移民造成的，方言之间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