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纠正了传统义利观的弊端。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统一论者。一方面，他高度重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认为物质利益是一切经济关系的轴心，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1x6页)。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十分重视精神价值的追求。强调我们重视物质利益的追求，“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在这里，崇高理想与物质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与利是一致的，精神与物质是统一的。

    其次，我们再从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看看邓小平对传统的“重整体，轻个体”的观念的纠正。

    就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点是建立在整体主义之上的。个人是一种有待于被整体所融化的异己力量，个人是没有独立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只是作为整体的部分依附于整体且无条件地服从于整体。中国的整体主义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为国家本位，即个人对国家尽忠;二是体现为家庭本位，即个人对父母尽孝。显然，对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重视的。

    为了纠正对整体与个体关系认识的偏差，邓小平从两者相统一的角度阐述了整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准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邓小平的这个论述可以说是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精辟概括，它清楚地告诉我们，集体主义并不是要否定社会成员有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抱负和追求，更不是要压抑个人的个性发展，而是强调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并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扬弃。

    三、批判:肃清传统文化的封建性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整体性的特点，既有传世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所以，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上，主张全盘保留吸收的民族保守主义是错误的，提出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继承精华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和肃清。如何进行“批判”和“肃清”，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关于“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和“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

    从政治生活方面来说，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主要体现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封建宗法残余影响上。邓小平曾说:“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一330页)其主要表现就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官气十足、动辄训人、专横跋肩、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等等。受此影响，“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把党内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对于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这些糟粕，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如果“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

    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传统文化的糟粕突出地表现在平均主义的“大锅板”上。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充满着浓厚的平均主义意识，自古就有人主张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平均主义在经济上要求消灭私产、平分财富，是一种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脱离现实的空想主义。它抹煞了人的个性差异，不承认人与人的天然能力存在差别，从而剥夺了个体自身的独特性，将千差万别和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抽象为一个苍白的平均值。在这里，任何个人的特殊旨趣和特殊能力得不到承认，人变成了无特征的平均物。由于平均主义否定了个体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平等的观念。所以，在中国平均主义又认可着等级的合理性，甚至将平均化等于等级化。实际上，是严格等级化与高度平均化的奇特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