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金雯青“杜门谢客，左堑右铅，于姐豆折冲之中成竹素馨香之业”这样“小国寡民”式的大使风范，傅彩云深为不满，说:“你一天到晚抱了几本破书，嘴里咭哩咕噜，说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么话，又是对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闹得烟雾腾腾，叫人头疼，倒把正经公事搁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说国里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地名，难道算替清朝开了疆拓了地吗?”不幸言中，正是那份地图，断送了帕米尔八百里领土，也断送了状元郎金雯青的生命。虽是书生无心之过，但实在应该好好探究一下中国文人的价值判断。

    假如说一张地图断送国家八百里领土还只是迁腐学者好心办的坏事的话，出国随行人员的选择却决然表现出金雯青性格的又一面。金雯青虽然读了几本介绍西方世界的书，但要说“博通外务”，实在是距离很远，所以他被委派驻外大使必须找到得力的助手，才能顺利的完成外交重任。看精通西学的薛淑云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时，尚且奏调王子度做参赞，小说中说“这两人都是当世通才，深知世界大势，气味甚是相投”。但金雯青却“把次芳奏保了参赞，做个心腹。又想着戴伯孝凑合彩云的功劳，也保了随员，派他做了会计”。这一群毫不了解西方世界、毫无外交知识的旧式文人代表国家走出国门，于外交、于国家进步能有何补益?能不丧权辱国吗?尽管金雯青心里真想替国家出力，临行前夸下大言要为国家“联络邦交”、“检查国势”，但未出国门已注定他将一无所获。因为一己私恩而把国家大事作顺水人情，这种合乎人情的做法在中国古代至为普遍，金雯青也许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样做的弊病，然而小说作者在对民族历史的审视中敏锐的觉察出这种普遍的弊病，以春秋笔法表现出来。

    作者把民族文化置于新的时代之中，通过对新学时代旧学人物的批判实现他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的反思与批判。

    四、新学时代与旧学人物

    傅彩云和金雯青的故事是一根主线，通过它，小说串起了两个世界。

    小说开卷就因金雯青中状元而安排了老乡绅潘胜芝、墨裁高手钱端敏、“殿卷白折极有工夫”的陆摹如这三个苏州有名的人物在雅聚园茶坊高谈“状元”话题，这些文人闭眼塞耳，耽于故弄玄虚的胡诌，在“国粹”中拾人牙慧的拣些鸡零狗碎闲聊，迁腐而闲适。这是那个时代氛围的一角缩影，是金雯青安身立命的群落。

    随着金雯青入京供职，小说推出了京师宦海中一批“大人先生，通人名士”。这些京师名贵，每个人占着旧学艺文中的一块地盘，用心经营自己儒雅学士、博古名臣的身份与地位。从这些名家标榜风流文雅的看家本领中我们大体可以窥见旧学之全豹。正是这些孜孜埋首于中国传统艺文中的旧学名流领导着京师学术文化风气，也占据着朝廷重位。

    礼部尚书潘八流“学问渊博，性情古怪，专门提倡古学，不但喜欢讨论金石，尤喜讲《公羊》、《春秋》的绝学”。太平无事，召集一班门生下臣在府中公祭汉代注《公羊》《春秋》的何休。引得满朝上下，好古尚奇以为常。

    中日交战，日本人己长驱直入，作为朝廷柱石、苍生霖雨、手执斧柯的两位尚书龚和甫、高扬藻忧急万端，却束手无策，一个谈灾异，一个说梦占，咨磋叹惜“国运将变”。龚和甫恰好走失一只鹤，便模仿后汉戴文让的《失父零丁》，写了一篇“古拙有趣”的《失鹤零丁》，贴在巷口街头，那隶书是“梁鸽派的纵姿崛强”。龚尚书自谓“不是蒙庄的《逍遥游》，倒是韩非的《孤愤》”，这貌似忧愤的议论中，却隐露出骨子里追慕古人，并以此闲情逸致自我陶醉、自鸣得意的务虚精神。

    小说还写到“用世之才”庄仑樵与何汪斋以文学侍臣而被授以军机要任，以书生意气误国。在文化批判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因而指向了人才判定标准与用人机制，现代军事逼门而来，再也不是文人纸上谈兵、指点江山的时代了，然而统治者不能识人用人。

    与旧学名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学世界。状元郎在领受了著名学者冯桂芬的教训之后，与陆幕如游上海公家花园，听人说外国话，茫然不知所谓。赴薛淑云的宴会，在座都是学贯中西的新学人物，大家议论西国政治艺学，金雯青一点听不懂。几天后又参观英事馆的赛花会，“无数中外名花，诡形殊态，盛着各色磁盆，列着标帜，却因西字，不能认识”。小说就这样展现出新事物、新思想、新学问如潮涌来的时代氛围。

    刚从海外回来的金雯青参加味药园的谈壕会，学贯中西的一群新学人物放眼世界，纵论天下大势。对于俄皇与金雯青“务敦睦谊”的一席话，薛淑云认为:“现在各国内力充满，譬如一杯满水，不能不溢于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俄皇的话就算是有心，哪里强得过天运呢!孙子曰:‘毋恃人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为今之计，我国只有力图自强，方足自存在这种大战国世界哩!”至于富强之计，他认为“有两件必须力争的:第一件，该把我国列入公法之内，凡事不至十分吃亏;第二件，南洋各埠都该添设领事，使侨民有所依归”。徐忠华则认为“农工商三样，实是国家的命脉……”云仁甫则特别注意到银行与铁路的重要性。李台霞探求富强的本原在于“政体”与“教育”。说到教育，马美寂提倡白话文字与小说戏曲的作用。这些前古未有的思想，几乎概括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受到西学启发的中国新学文人，审视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理性的思考救国之方，提出改革的种种设想。小说中这几页直如政治传声筒的议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当时不知激动过多少热血青年改革图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