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通过把东方作为一种化身甚至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来反对,以此获得力量和身份。
东方主义帮助西方对东方建立霸权,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推论东方是低于西方的“他者”,并主动强化—当然甚至部分是建构—西方作为一种优越文明的自身形象。做到这点主要是通过古板的政权所体现的一分为二的代表文本体系来区别并选择出东方和西方的身份,目的是为了让世界欧洲和亚洲部分之间差异的意义固定化。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他者”的二元文化偏见。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文化偏见,在世界各民族国家强化文化认同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确实被当成一种精神力量。一位名叫麦克尔·迪布丁的外国人在其《死亡环礁湖》中说:“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相对应,东方人的西方主义概念也具有“他者/自我”式的主客体定位意义。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一文中说:“在最近发表的《西方主义:毛以后的中国的反话语理论》中,陈晓眉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于抨击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是一种新的新殖民主义。陈氏标题中的‘西方主义’指中国对‘西方’的物化,完全相像于东方主义对东方的‘物化’。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几乎就是东方主义的一个镜像,陈的西方主义还把东方主义作为一个前提包括进来;电视连续剧《河疡》是她的出发点,显然也融会了‘西方主义’,其中,西方在对中国的描述上牵扯到‘东方主义夕。’
法侬在1952年指出,与殖民地状况更切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主奴辩证关系的解读方式,而是对立的、有差异的拉康式的“他者”方式。只有对白人来说“他者”在身体形象的层次上才绝对是“非我”—也就是说是不被认同的、不被同化的。对于“他者/自我”这个变换不定的二元身份认同,法侬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在其著述中作了如下的记叙:
“看,一个黑人……妈妈,看那个黑人!”我(指身为黑人作者的法侬,下同。引者注)被吓坏了……我再也笑不出声来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些传奇、故事、历史和更重要的历史性。……然后,由于在不同地方受到攻击,身体的图表破碎了,它的位置被种族肤色的图表占据了……这已不再是在第三者身上意识到我自己的身体的问题,而是在一个三重人身上………我为我的身体、我的种族、我的祖先负责。
当“自我”意识遭遇来自“他者”的抑制时,它便开始了欲望的经历。……“我”(指代黑人的“自我”,下同。引者注)一产生欲望就马上请求给予考虑。“我”并非在纯粹的此时此地,封闭在事物性中。“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做别的事情。仅就“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生活这一点而言,“我”要求对“我”的否定行为予以注意……
“我”占领了空间。“我”向他者运动……昙花一现的“他者”,抱有敌意但并不晦涩,透明的,不在那里了,消失了。恶心。
法侬在此过于急躁地为“他者”命名,用殖民种族主义的语言把“他者”的在场人格化:“对白人来说真正的‘他者’是而且将是黑人。反之亦然。”……白人通过把他们恐惧和欲望的东西抛在“他们”(黑人—译注)身上也不纯粹是为了否认他们的恐惧和欲望,法侬有时忘记了偏执狂从来不保留他的权力地位,因为与被虐待的“他们”的强制性认同总是意味着对“我”的清除和掏空。
“他者/自我”二元文化模式具有从“黑人/白人”二元文化模式转化而来的特征,但它仅仅是在殖民主义话语下的转化,背离了人的社会本质这一基础。两种文化模式都涉及人的问题,但是“黑人/白人”的二元模式是指人的本质问题,“他者/自我”的二元模式在存在论意义上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即不同存在者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和社会性的问题上,无论他者、自我都是社会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的这种主客体关系问题及其主体性地位,不同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正是对上述问题不明确,导致批判的不彻底与不科学。
三、“男性/女性”的二元文化批评模式
后殖民主义的“男性/女性”或“男性化/女性化”的二元文化批评模式,发端于法侬,成熟于萨伊德、斯皮瓦克和麦克林托克。在殖民主义的殖民逻辑中,性别统治与殖民政治之间具有同质同源性。殖民的男性是通过参照所谓的殖民地男人的女里女气而界定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的,并进而论证殖民主义的合理性。正如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所言:
东方就被东方主义的话语典型地制作成(形象多样)沉默、淫荡、女性化、暴虐、易怒和落后的形象。正好相反,西方则被表现为男性化、民主、有理性、讲道德、有活力并思想开通的形象。
安妮·麦克林托克(A " McClintock )在她1995年出版的《帝国的羽毛:殖民争夺中的种族、性别与性》中认为,帝国的男性特征首先是通过把自己征服的土地加以象征性的女性化处理而得以阐述与确立的。“带着男性的命名特权,白人男性使得美国身份成为他的身份的扩展,把男性欧洲的领土特权标在她的(指新大陆的)躯体以及她的土地的果实之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殖民者和征服者就是“她者”(被殖民者和被征服者)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