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殖民主义者通过把非西方的男人女性化，使殖民主义暴力征服的逻辑得以合法化。在殖民主义的“男性/女性”二元文化模式中，男人对于女人性属上的自然优势直接对应于西方对于非西方的优势。欧洲男性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毋庸置疑的支配者形象被表述为极端的男性主义。因此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总是通过领土的占有进而将较大的“种族歧视”具象为“性别歧视”。反殖民主义者对殖民主义者也有如此的“殖民情结”。《黑皮肤，白面具》在谈及阿尔及利亚殖民冲突与性别的关系问题时认为，被殖民的男性是殖民男性的真正的“他者”。《黑皮肤，白面具》中的一段话就揭示了殖民地男性面对“领土/性别”的丧失的焦虑时，如何通过对白人的“性”的占有和征服而产生了相应的“领土/性别”重获的幻想:

    “我与白人的文化、白人的美、白人的白(white whiteness)结婚，当我的手不停地触摸这些白色的胸脯的时候，它们抓住的是白人的文明与高贵，并把它变成我的。”

    殖民地的男性在面对领土的丧失时，其占有欲就是通过性别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奸污妇女既是殖民征服的标志，也是激励反殖民斗争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在被殖民的国家，西方统治者就像是强奸殖民国妇女的白人男子，因而他们也是被殖民国男子的性别复仇对象;而殖民地的男人对外来的殖民国妇女的强奸同样混杂着一种民族主义的领土回归冲动。

    《属下能说话吗》被认为是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最有影响的论文。“属下”( Subaltern)一词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被用来描绘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社会集团，除了“从属”和“低一等”的涵义外，还特指那些被压迫、被剥削但又并不拥有一般“阶级意识”的团体。葛兰西认为，在专制情况下必然在文化上发展出一种智力卑下和顺从服从的习惯，这种文化心理即为“属下性”( subalternity)。属下“让别人为自己说话”而诉诸于“完全的他者”，这是后殖民主义进行“性属话语”的社会文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既是种族的又是性别的)境遇的理论假设，就是第三世界的妇女是本土的与外来的夫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殖民地的妇女无疑是性别化的贱民(gendered subaltern)。以印度妇女的“萨蒂”("Sati”指印度寡妇为死去的丈夫在火中殉葬的习俗)为例，斯皮瓦克指出:

    印度寡妇登上已故丈夫的火葬堆以身殉夫。这就是寡妇殉身。这个习俗并非普遍流行，也不固定于哪个种姓或阶级。英国人废除了这个习俗，一般认为是“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的一个例子。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土著保护主义者的论点，即对怀恋已失根源的一种戏仿:“妇女实际上想要死。”这两个句子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才相互认可。人们从未遇到关于妇女的“声音一意识”的证据。当在东印度公司记录中的警方档案里看到这些妇女、这些殉身的寡妇的被误写的名字时，人们无法再发出一种“声音”。

    按照《属下能说话吗》中的观点，“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这是白人殖民者的表述;另一个声音则是“妇女实际想要死”，这是本土父权制捍卫者的表述，而没有一种说法可以被相信是真正代表了“女性属下”的“真正”声音，属民的声音被“腹语化”了;“代表她们说话”是“从未得到妇女的声音一意识证明的一种做法”。斯皮瓦克指出，英国人甚至不能拼出被他们“拯救”的人的名字。性别化的贱民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人们从来听不到她们言说自己的声音。她们不过是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不断加以利用的工具，是书写他者欲望与意义的文本。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性别与性，就这样变成了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场所。法侬

　　在《黑皮肤，白面具》和《一种垂死的殖民主义》两书中都涉及到殖民冲突与性别的关系问题。《一种垂死的殖民主义》把“带面纱的阿尔及利亚妇女”假设为殖民与反殖民之间斗争的性属场所和文化文本，而把对阿尔及利亚父权制度的批判解读为瓦解其民族革命同盟的帝国主义战略。法侬在该文中指出，殖民者要揭去“阿尔及利亚妇女面纱”的尝试意味着他们企图通过阿尔及利亚的妇女来解构阿尔及利亚社会，因此他把殖民主义说成是“揭开阿尔及利亚的面纱”的工程，把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当作本土民族性的标志和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抵抗的隐喻加以维护，并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对棕色人种的“同胞之爱”必优先于白人女权主义人侵者的腐蚀性的“姐妹之爱”，抵制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诱惑。他认为，如果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安于棕色男性“同胞关系”下的被压迫命运，则是对本民一族反殖民斗争的最大贡献。就殖民帝国为了征服殖民地“蛮族”而对其女性的控制而论，麦克林托克的《帝国的羽毛:殖民争夺中的种族、性别与性》则认为，殖民者把控制女人的性、颂扬母性、抚养帝国建造者的男性后代，广泛地理解为维护男性帝国主义体制的健康与财富的首要手段，其妇女形象被当作自我牺牲与种族优越的殖民意义系统的工具。

    新老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白人/黑人”二元文化模式的逻辑转换，自然而然变为性别歧视的“男性/女性”二元文化模式，这种转化以人的生物性为基础，离开了人的社会性，但却回答了一个社会问题，即所谓“优等”种族对“劣等”种族的侵略、强权与霸权主义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以人的自然性为基础，在语言游戏中寻找其强权、霸权和侵略的理论根据。而后殖民主义的“男性/女性”二元文化批判模式，对殖民主义者性别歧视的批判仍然忠实地遵循了本土和外来的性别歧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