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涂尔干在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的同时也无比坚定地认为，由现代所开辟出来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比如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产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时他设想了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涂尔干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生活，并且这种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

　　“实用”——“控制”

　　现代性的“罪”，是包涵在它本身的意蕴之中的，好似一份“原罪”，是其本性使然。其无奈境地有如它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又将人推向了更窄小的发展空间一样。这份“原罪”，简单地说，就在于现代性所倡导的“实用”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控制”，使得人的异化成为它无法脱离的阴影。鉴于有关现代性本身的许多问题仍然“在黑箱中藏而不露”，本部分将从现代性的出生地——工业化为始，从其着手了解现代性的“原罪”。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的观点，现代性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是“与经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较量”并行的“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的过程。其特性，用比利时著名的经济学家E·曼德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一时期中的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机械化、标准化、过分的专业化、劳动的集约化，这一切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家詹明斯又进一步解释和界定说，工业化最主要标’志是：科技优先地位的确立；科技官僚的产生；以及传统工业科技向更新的信息科技的过渡。

　　在这一背景下，人追求发展的欲望理所当然地膨胀，相应地就要求人的超越性被放到最大，以此来满足工业化进程中的动力问题。但当人将自身力量发挥至极，不断实现科技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日益普及，电脑化的同时，“进步”却带着人走上了“超越”的殊途。社会生产投人——产出的过程高度集约化和简单化；尤其是“机械化、标准化、过分的专业化、劳动的集约化”以及“科技优先”、“科技官僚”这些机制客观上要求维系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要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这势必会大大助长一种倾向的产生——“实用主义”(包括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商业主义、相对主义)。不可置否的是，“实用主义”确是人发挥自身力量的结果，只是这种力量使得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述”土崩瓦解。(利奥塔认为，如果说“自然科学”是硬科学，那么人文科学就是“叙述”。其中，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诸如“绝对精神”、“全人类解放”等关乎“人文”这样一类的本质或终极理想，就叫做“宏大叙述”。它们从根本上主宰着人类的行为，而自身却不受质询，因而又被称为“元叙述”)。“宏大叙述”的崩溃使得有关“人文”的合理性变得相对化，有关“硬科学”的合理性却上升到了绝对化的境地，而“实用”则成为了丈量一切合理性的标准。正如尼可拉斯·卢曼所指出的，在工业化的社会中，法则的规范性被程序的运作可行性取代，……不论采用什么方法，只要使运作得到改进，这就能充当某重合理性，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合理性。

　　变成了“实用的主体”(apracticalsu~ect)E]的人，在保证“实用”的“最大化”和“绝对化”的过程中，人的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手段”和“目的”这两个范畴成为唯一关注的焦点，“自由”这一目的被“产品”所取代，“超越”也就自然让位给盲目的“进步”。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就是所谓“实用的主体”的代言人之一。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应该放弃柏拉图传统哲学对于终极真实的追求，把“真理”看作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而不是看作一个表示与超越的东西、不只是人类的东西的接触。将“真理”等同于“满意”这一现代社会下典型的真理观和知识观，是“实用的主体”们在现代社会工业化条件下价值观转向的生动说明。“财富一效益一真实”这一等值关系得到确立，“自由”成为让人不解的目的，“物质”、“效率”、“索取”成为构成生活的基本元素。这在客观上要求处在这座工业化营建的现代性堡垒中的人要比其他任何时代的人具有更强的“实用意识”，相比“超越”，人们需要用更强硬的手腕来达成“实用”的最大化，这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人们对“控制”的渴望。

　　崇尚“成功”，成功即能解释一切的价值观的确立，加上为了维系“实用”最大化而产生的“生产的规范化社会组织”(它预先将机器、原材料以及相应的人的行为的投入和产出进行预设)，对人在“控制”上的强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而在人妄图“控制”所有一切来实现“实用”的最大化的同时，人自身也被“实用”所“控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斯·韦伯把现代性下的社会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悲观世界的原因，他悲观地说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的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除他之外，马克思和涂尔干也都看到了标榜“实用”的现代工厂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受制于寡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超越”、“自由”陷入不堪的境地，人变成在“实用”这一既定轨道上运动着的原子，至此，依据迪尔凯姆的“均衡定义”，现代性下的社会被诊断为一个“病态”的社会，其原因就在于“组成社会的各部分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过程中失去均衡”引。过分强调“实用”成为这一病态社会的重要病症，而被“实用”操控却全然不知的人就是不断加重这一病患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