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如此卷入了“控制”——“索取”——“再控制”的循环漩涡，并被这一循环所控制，生活从此脱离了“自然”(此处的“自然”是指一种不被控制的生活状态)。于是本应为人类所钦慕的现代性所具有的矛盾性就不可避免地将发展和桎梏发展同时带人人类社会。那么，这一“原罪”与人的异化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案就在于“实用”——“控制”这一现代性的要求，将人必然带入的“技术”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应的主体的盲目扩大的境地，使超越性在被实现的同时，反倒成为制约人进一步“超越”的力量。

　　“技术”——“主体”

　　根据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描述：劳动产生于人，本该为人的发展服务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了一种他人定向性，进而侵占了人的自我定向性，这种侵占的后果，就是使人降格为工人，使人之为人的超越性退化为重复性或复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性的也使人面临着相同的异化境地。原因就在于随着“实用”这一思维方式所要求的“控制”王国的强盛，人的“控制”越是不断地膨胀，“被控制”的枷锁就将人钳制的越紧、这种产生于自己的超越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种他人定向性；人被自己的力量带人了“技术”的世界，自我离人越来越远，异化的主题换了舞台重新上演。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技术”并不是作为区别于科学——人类“不断探求和系统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且该体系“还可以物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活动而存在的“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利用自然规律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劳动手段、工艺方法和技能体系的总和”。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更确切地说，是作为现代人在“控制”和“被控制”的拉扯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被理解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本应使人的超越性得到更大空间的展示，但现代性天然蕴含着的“实用”与“控制”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使人的超越性变异为肆虐的“索取”，产生了技术——这种以主体取代自我的生存方式，超越和自由就此成为黄粱一梦。

　　具体地说，技术作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人自己揭示自己的方法，可以一个词来解释它的含义——“索取”或是“索出”。依海德格尔之见，除“技术”之外，人还有三种揭示自己的方式：手艺、艺术和语言。其中手艺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揭示，比如人们用骆驼托运物品；用柳条编制筐子；顺其自然地在揭示他物的时候显示自身的存在。艺术和语言也被认为是连通大地和世界之问的桥梁。而“技术”的残酷，相对于其他方式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海德格尔把它看成一种逼索型的揭蔽方式，也就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全然不顾自然本真的“是”(存在的基本问题，即是“真理”的问题)而进行的“安排”。这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像掌控财产那般主宰自然，随时将其取用，它的欲望源头就是现代性的“控制”。但是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否能带给人更大的发展空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技术这一对自己最为残忍的，最不利于人认识自己的方式，会把人带入盲目的主体世界中，使人成为除了追求“实用”和“控制”就不知何为他物的生存机器，“超越”对“索取”的让步，就意味着主体对自我的取代，异化就此产生。

　　什么是自我呢?自我就是与“他人”或“他物”进行观照的产物。简单地说，自我必须是一个关系链下的产物，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场域中的概念，提倡的是与周身环境展开的富有成效的交融式对话中教会人的“主体自立性”的生存方式，使超越将人带离“给定性”。它所描绘的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们在大地之中生活，无数种可能性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展开。在对存在“去蔽”的同时，人也自然而然地得到揭示，这时的超越性也是人自然而然表露的揭示人存在的力量(其实用“力量”也不太准确，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应该说是～种类似于“力量”的东西，与物理学中的“场”很接近)而不是人所特有的某种权威。人在与环境展开的富有成效的交融式对话中，自由地存在。

　　就如笔者所说的，现代性本无好坏，却有“原罪”，它将“实用”和“控制”固化为人的思维方式，使“技术”成为人的生存方式；意欲建立“主体”反丧失“自我”；意欲彰显“超越性”却只显现出“索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计算发展的效率，尽其所能实现发展速度的最大化，但对人是否真正正在得到发展这一问题的忽略或麻痹却成为最大的发展成本的损耗。事实上，现代性和人的发展相关的内容还有许多，笔者仅以现代性的摇篮——工业化和现代性的本质为线索，旨在尽量接近现代性本真的过程中，析清其与人的异化的关联；最终目的，无外乎试图对现代人的发展聊表拙见；以期我们的族群不会在现代化的征程中走人作茧自缚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