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清代；娼妓问题；理路；措施
　　论文摘要：清代前后在两种不同的治理理路指导下，采取措施治理娼妓问题。措施本身有诸多亮点存在，也取得了些许成效。但由于清王朝无力化解官吏腐败、政令不执行或执行变相、色情文化泛滥等诸多社会存在的消极因素，加之时局巨变，致使清王朝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趋恶化。最终不仅未能阻止娼妓之风蔓延，相反成为娼妓极为繁盛的时代。
　　
　　娼妓问题是人类的昨天乃至今天最丑恶的性现象之一，也是中国社会躯体内的痼疾与恶瘤，其治理是国人亟待解决而又深感困难和沉重的话题。清王朝是第一个真正着手全面整治娼妓问题的王朝。其早期对娼妓顽疾的治理，几乎到了“斩决”的程度。尽管晚期因时局变迁，不得不自行解禁，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但其初衷也是试图以“合法”来限制“非法”，进而逐渐达到禁绝娼妓之效。然而，清王朝两种治理理路之实践，均未能阻止娼妓之风盛行，相反还成为娼妓极为繁盛的朝代，此中缘由值得探索，亦催人思量现代治理娼妓顽疾之路。有感于此，笔者拟对清代娼妓问题进行回顾和研究，总结其治娼理路和举措，探析其成败及原因，以期对中国现阶段娼妓问题的治理有所裨益。
　　
　　一、清代娼妓概况
　　
　　清初，统治者基于明末纵欲风气盛行，以致娼妓繁盛，在江南还出现了“妓家各分门户，争艳献媚，斗胜夸奇”的景象，为维护社会风化及社会秩序，厉行查禁娼妓，一度遏制了娼妓顽疾继续蔓延和泛滥之势。
　　然而，清王朝的查禁只是结束了官妓的风流使命，私妓则乘隙而起。史载“由顺治历康熙，虽用国家明令法律，消灭了历代相沿的官妓制度”，但“雍乾以后，娼妓则依然存在”。“当时如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潮嘉等地，裙屐声歌，都非常繁盛”。由于“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妓之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问亦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连竞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著。”不仅天子脚下的京城有大量娼妓存在，就连边远的西藏地区亦有“名妓”存在。史载“鄂云浦中丞(即鄂顺安，道咸问曾任驻藏大臣帮办)驻藏时，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价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唤不清即以‘仓场侍郎’呼之，盖其字音相近也。可为绝倒。”娼妓还分门别类，不仅有私人单独营业的私娼，亦有豪门豢养的专门用于接待往来客人和娱乐的“家妓”；既有私人开设的青楼妓院，也有各地广泛存在的船妓。史载“广州珠江蛋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福建省城南门外地名南台，人烟辐辏，泊舟者甚多，大半妓船也。”
　　法国人蒲罗儿曾说：“凡一个国家，当国势颠危，民众起来革命时候，社会上骄奢淫佚(逸)，比平时来得格外厉害”。鸦片战争后，中国先后有约开、自开商埠一百有余，它们在欧风美雨侵袭之下迅速发展，早期现代化得以启动，城市结构发生转化，而清廷处于外侵内乱的境地，娼业因而更盛。各地私妓公然各立门户，麟次而居，或倚门迎客，或招摇过市。其时上海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其“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且“每逢国家有变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于从前。”一成丰时北京城也“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尽管南方在太平天国的所辖城市中，曾出现过“娼妓是完全绝迹的”的景象。但好景不长，娼妓或变相娼妓很快便呈泛滥之势。不仅诸王及其官佐养家妓、私妓成风，最后就连普通战士也可到“女馆”享受性服务。“同治中兴”期间，通过北京政变上台的慈禧修订了《大清律例》，删除了“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默认了妓院存在的合法性。娼妓因而日趋“繁荣娼盛”，逐渐形成了不同等次的妓女，以供不同消费群体享用。据记载，其时上海最下等者为“钉棚”，“出银币三角于光天化日下，即可求欢，”娼妓之泛滥由此可见一斑。租界内也呈现出“娼寮妓馆，趍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的景象。
　　庚子之变事发后，联军的“铁蹄”踏遍京城，清王朝国势危如累卵。为维持统治，清王朝遂决意施行新政，整顿政事，以图富强。面对娼妓蔓延而自身治理又深感乏力的状况，清王朝改变了治理娼妓问题的理路，转而沿袭历史传统，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对娼妓业的查控。1905年，清廷设立了巡警部，后又设立内外城巡警厅，开始抽收妓捐。翌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开始将公娼制度向各省推行。清王朝的本意是试图通过加重抽收“花捐”的方式减少娼妓人数，逐渐达到禁绝娼妓之效。此种做法，也许还隐含有吸收西方近代人权理念和法律制度，解除对娼妓的歧视性规定的合理成分。但由于它无异于“官妓”制度的复活。因而客观上助长了清末娼妓业的蔓延，史载“光绪末叶……各妓衣服丽都，彻夜往来，老妓见之，咸谓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也。”
　　
　　二、清代治理娼妓问题的理路与措施
　　
　　(一)各封建王朝治理娼妓问题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娼妓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代的“巫娼”，此后在各朝历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在宋代以前似乎不存在道德问题，也未有官方对其社会危害性的记录。因而宫妓、官妓、家妓盛行，各封建王朝没有予以查禁，而是采取设立官办妓院方式进行规范管理，兼而赚取“花粉钱”，佐军需、充国用。至宋代，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始开娼禁，但其旨在纯洁吏治，防止官员的贪图享乐，并无大范围禁娼之举，娼妓从宋代开始趋向平民化即是明证。元代亦与宋同，着重处罚官吏，规定“诸职官频入……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诸职官与娼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永不叙用”。但实践推行犹如壁挂黄纸。据马可波罗记载，元大都京城内外就住有不下两万五千名公娼。明代尽管礼教的推行与普及达到历史顶点，并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与赦，终身弗叙”…㈣的禁令，可由于未能真正得到彻底执行，致使其对娼妓的治理也相当疲软。因此，虽然明代官妓“已不若唐宋之盛，渐有消沉之势”，但“从各种史料来看，晚明的妓禁已不很严，妓业十分发达”，出现了严酷之礼教与极盛之娼妓并行于世的历史怪象。史载“金陵都会之乡……杂妓名优，献媚争艳，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做赋也。”从万历年问到清兵南下近百年间，金陵产生了不少名妓，如朱无瑕、郑无美、马湘兰、董小宛、卞玉京、柳如是、李香君等。“各地莺花亦颇繁盛。如大同‘婆娘’、扬州‘瘦马’，均为举世所艳称”。
　　清灭明王朝后，起初仍然保留了明朝时的乐籍制度。顺治元年(1644年)仍设教坊司，掌管公众大乐。但清政府并未忘记明纵欲而国衰的历史教训。在国势基本稳定后，即开始大力整治娼妓问题。在查禁理路的指导下，从顺治直至嘉庆年间，清政府屡次颁令全面查禁娼妓，不但废止官妓，私娼也在其内。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强人侵，国情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随后又历经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列强的侵扰，国势日渐衰微。清廷迫于时势而于1905年开始推行“寓禁于征”的治理理路，尽管主观上依然想通过“规范”以达治理之效，但却变相复活了绝迹已久的“官妓”，客观上助长了清末娼妓业的蔓延。可贵的是，颓势的清王朝并没有听之任之，依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以治理。
　　
　　(二)清代查禁理路下的治娼措施
　　1.谕令废止官妓
　　清统治者基于明朝中后期“娼妓布满天下”，终致世风日下，形成寻求刺激、纵情逸乐的社会风气的认识，将娼妓与盗贼、赌博、打架并列为社会“四恶”予以查禁。并称“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找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为表娼禁之决心，树立表率，清王朝先从宫中做起。顺治八年(1651年)，降旨停止宫中教坊女乐，改用48名太监代之。顺治十六年(1659年)，再次降旨停止教坊女乐，代之以太监，并确立为“定制”。历经两次革除，京城官妓废止，然而，各省府州县犹存。因此，康熙十二年(1673年)再次谕令省府州县严行禁止提取伶人娼妇，要求各省乐户皆令责削籍，改业为良。自战国设“女间”以降近2000年的“官妓”制度由是废止。史载“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