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严禁官吏狎妓
　　清律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亦坐此律)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后又规定“凡狎妓宿娼者，谓之行止有污，官吏革职”，“甚至老百姓可以把他拉下轿来揍他一顿”。“生监兵役人等窝顿土娼，照窝赌治罪。如系偶然存留，为日无多，枷号三月，杖一百。若日月经久，杖徒，再犯杖流。其得受娼家财物者，仍照枉法计赃从重论”。其失察之该地方官，交部照例议处。
　　3.重惩开设妓院及提供场所者
　　康熙十九年(1680年)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嘉庆十六年(1811年)修订《大清律》时仍然规定，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邻保杖八十，房屋入官。”
　　4.除贱为良
　　在中国，古代的妓女主要来自三类人：一是罪人的家属(妻女)；二是被贩卖的女子；三是误堕风尘的女子。她们的社会身份极其低下，属于贱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处于奴隶的地位。如元代规定：妓女“不得戴笠子，并穿戴金衣服，及不得骑坐马匹，违者，许诸色人捉拿到官，将马匹给付拿住的人为主；杀死妓女可以不偿命，妓女如果怀孕，未生堕其胎，生辄残其命。”一旦沦落为妓女，人的尊严就荡然无存，也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妾。因此，清王朝要查禁娼妓，势必要恢复其社会地位。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将山西省的乐户、浙江绍兴府的“惰民”、江南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广东省的“蛋户”等削除其籍，恢复其良民身份。同时亦将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棚民”以及广东的“寮民”按户编查。
　　5.加强文化领域的控制
　　从顺治到同治，几乎都发布有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如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九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都有颁布。对违者的处罚也极为峻苛，“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体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面对淫词小说屡禁不止的状况，嘉庆与道光年间还专门开展了治理淫书的专项斗争，开列了予以查禁的书目。
　　清末新政时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中亦有此方面的规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有如下规定：“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均须在京师印刷总局注册。”“凡未经注册之印刷人，不论承印何种文书图画，均以犯法论。”要求“凡以印刷或发卖各种印刷物件为业之人，依本律即须就所在营业地方巡警衙门，呈请注册。”此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违警律》第七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唱演淫词淫戏者，处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者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同年颁布的《报律》对报纸的刊登内容也做了规定，要求“报纸不得揭载败坏风俗之语”，“违者发行人、编辑人处二十日以上、六月以下之监禁，或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
　　
　　(三)清代“寓禁于征”理路下的治娼措施
　　1.划定经营地点，限制经营规模
　　以京师为例，其时京师划定了专门的“风月场”，“乐户营业者以巡警厅固出之地段，并已经允许开设、在卫生局注册者为限。”并将妓院分为四等，依次分为清吟小班、茶室、下处和小下处四，各有一定的数额限制，总数不得超过373家，准增人而不许添开。除“风月场”外，其他地点的嫖娼卖淫行为皆为非法，包括“暂居游娼若招引客人及留客住宿者”、“旅客招致娼优到店住宿及饮酒弹唱者”。
　　2.规范娼妓活动
　　清政府制定了《管理娼妓规则》，各地也有相应管理法规。如北京城市管理法规规定，妓院“不准于临街为惹人观玩之建造或装饰”，甚至其临街的一面楼房都不得有走廊，妓女不得上街拉客，“不准倚立门前为惹人之举动”；除在《学堂管理规则》中不准学生召妓外，也规定妓女“不准接待着学校衣服之学生及未成年之客”，妓女需要定期接受卫生局的身体检查，“身有传染病及花柳病者不准仍在乐户接客”。
　　3.严惩“偷税漏税”和暗娼
　　清政府在民政部专门设立了“调查乐户捐委员”，其职责就是监控妓院妓女领照后是否按时纳捐。“先令漏捐之妓补足正捐外，仍再罚乐户捐、妓捐各一分，以示儆戒。倘不照缴，即将乐户主人惩办。”对暗娼，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违警律》第七章第三十一条规定，“暗娼卖奸或代媒合及容止者，处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者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
　　4.对娼妓施行保护和救济
　　清王朝对自愿为娼者施行保护，规定“年未满十六岁或已满十六岁而身体未发达者不得为娼妓”； “有亲族人等不愿其为娼妓及不登入娼妓名籍者均不得为娼妓”。政府对娼妓营业有一些保护性规定，“怀孕已至五个月者不准留客住宿”；“领家不准虐待娼妓”、“领家不得强迫妓女留客住宿”、“娼妓有愿从良者，领家不得妨害其身体自由并勒索重价多方掯阻”。同时民政部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十日，批准设立京师济良所，收容诱拐抑勒、来历不明之妓女；被领家需索重价、措阻从良之妓女；被领家凌辱之妓女；不愿为娼之妓女；无宗可归、无亲可给之妓女。并授以文化知识和技术，以达开通风气，断其陋习之效。如国文、伦理、算学、手工、烹饪、图画、体操、音乐。还为其操办择配事项，以解后顾之忧。
　　
　　三、清代治娼的成败及其原因
　　
　　清代上述治娼措施，有些是集历朝历代立法与实践之大成，有些是开前朝历代未有之先河。不管是前期立足于“严禁”政策下的治娼措施，还是晚期的“解禁”政策下的治娼措施，其旨皆是为了有效控制和治理娼妓问题，所异是治理理路不同罢了。前者力图通过堵源截流，达到标本兼治之效；后者则直面“无奈的现实”，力图通过积极干预，达到不禁而治之态。尽管施行的结果都不理想，但从两种不同治理理路指导下而施行的治娼措施来看，诚然还是有诸多亮点存在的。姑且不论清王朝最高统治层敢于率先垂范，也不论“解禁”政策下对妓女施行保护和救济迎合了“近代化浪潮”，单就其废止官妓、除贱为良而言，就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令下之日，人皆流涕”。而且清代治娼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清稗类钞》中说：“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燕台评春录》中也称：“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清代两种不同治理理路指导下的治娼实践，结局不仅未能使娼妓绝迹或减少，相反还呈现出娼业日益普及化和公开化的趋势，原因何在?笔者以为，除了性欲本身的“魔力”及天性外，主要有以下原因：
　　1.禁令渐趋松弛
　　康熙十九年(1680年)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修订《大清律》时规定，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邻保杖八十，房屋入官。”同治中兴”期间，通过北京政变上台的慈禧再次修订《大清律》时，删除了“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这等于默认了妓院存在的合法性。而“自清光绪三十一年设巡警部后，复设内外城巡警厅，抽收妓捐，月缴妓捐者为官妓，反是者则为私妓。京师官妓，己为法律所默许。康熙嘉庆间处置开设娼寮及冶游娼寮重典，己不适用了。”其时，《违警律》对暗娼卖奸或代媒合及容止者，仅“处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者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
　　2.地方官吏未实心贯彻或执行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