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界的，但任何一个学者却都是有国籍的。所以，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必然地会被自己或者他人看作是为国争光的事。一个中国学者怀着对“文化中国”的热爱，当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换个角度来讲，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当然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对于这种文化的优劣固然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总是希望保持发扬传统文化中优良的部分，而不希望中国文化走向灭绝。陈寅恪虽然反对学术上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世界的学术”这样一种理念，但同时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②这正是强调要保持“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陈寅恪之不离开大陆和他晚年治学方向的转变，也和这种想法相关。③
学术上的爱国主义是个很难讲清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它可能会对于某一方面的学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站在不同立场的学者，对于另一个国家学者的爱国主义或许不完全能够理解，而对于消极的“爱国主义”的批评有时却又会招来指责。就敦煌学来讲，因为它本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资料纷繁多样，内容涉及许多学术领域，就语言资料一项，就有不同语系的文献，而且属于非常难解的古代语言，甚至是死语言，不是一个国家的学者可以承包下来的。所以，我坚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
——————————————
    ①  参见荣新江：《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辞海新知》No．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65—71页，又《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5—368页，从历史学的角度提示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此外像女性史、疾病史、儿童史等许多方面，都有开拓的余地。
    ②  陈寅恪：《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0—261页。  
    ③  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第156页对其治学转变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