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在民初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失语现象甚感不平，对当时趋新文学青年或不知有王氏此书、或竟不屑一顾甚感“奇怪”。（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1-13页（文页）。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待刊。）但吴氏自己在提倡将国故“整理”而纳入西式学术分科时，同样也忽视了清季人的努力；学术传统中断的质疑者本身也在实践着其所批判的行为模式，这一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揭示出当年“前无古人”的世风是多么强有力。
　　无论如何，整理中国的“国故”使之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的取向从清季到民初持续得到提倡表明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主张。这样，王国维以前提出的学问没有中西之别终于实现，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必要条件的西学分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这又违背时人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问题的实质当然在于“学科”的正当性是否必须与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一未能解决的问题终成为后人的学术遗产。
　　钱穆在北伐前后编撰的《国学概论》之《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20]他的预言看来并不准确，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就曾出现所谓“国学热”，今日大陆以“国学”为名的学术刊物尚不止一种（多为集刊，如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四川大学的《新国学》等），尽管这些“国学”的内涵或者已与前大不同，但“国学一名”仍旧存在，其生命力甚至可能恰在其定义的模糊性之上。
　　中国学者关于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思考是持续的，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有人明确否定“汉学”的正当性，更多的人则力图界定“汉学”有其特定的专门范围，甚至出现了可以被称作“汉学学”即以“汉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注：类似问题几乎成为近年关于“汉学”的学术研讨会之必议内容，也是一些以“汉学”命名的刊物的持续论题。除此之外，《中华读书报》对此也颇有兴趣，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参见刘凌《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2001年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23版；顾钧《为“汉学”正名》，2001年12月5日《中华读书报》23版；刘凌《“汉学学科”再质疑》，2002年1月16日《中华读书报》22版；顾农《让“汉学”存在》，2002年1月30日《中华读书报》8版。关于“汉学”学科，参见严绍＠④《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范畴与研究者的素质》，2000年7月19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均2001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尽管争议的对象主要是指外国的“中国研究”，仔细考察近年的争论，仍可看出今人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昔人的观念和思路。两次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参与的学人似乎都在讨论学术，其实往往是从思想角度看待“国学”与“汉学”（前一次比后一次更明显）。这一（更多是无意识的）历史记忆“复苏”究竟提示着传统的中断还是延续？是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只能另文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