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原理意义上讲，法家“人情论”所展示的，其实是一个完备而合理的思想体系。由于它“完备”，所以后世所谓“法家只有形而下特征而无形而上追求”等指责，便表现出了明显的公允欠缺；又由于它“合理”，所以后人说它“可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的侃侃评说，就显得有些片面、有些武断了。而当我们发现这些法家评断不是来自“新儒家”就是来自“新道家”的时候，对法家“人情论”体系的再认识，反而变得极为重要。如果允许我们对法家的“人情论”与变奏了的儒家“人情论”作比较，其结果则常常充满了戏剧性与讥讽性。
法家对于“人情”，我以为要在公、私领域的冷彻式“认清”而不是公、私领域的无原则“认可”。如前所述，荀子对“情之应也”的“欲”所作的积极说明，取决于人能否“群”（组成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需要；而韩非的类似说明，却是“群”后之“公”如何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群”需要秩序，所以“礼”应运而生；而“公”则需要“群”基础上的公正和平等，所以便需要能体现“平如水”精神的“法”。与荀子“以差等待人”的“礼”原则不同，追求公平的“法”，对于有可能对公平要求构成冲击的私人“好恶”之“欲”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公平的情况下，它主张社会治理应该遵循“人情认清”基础上的“利导”原则，即如《商君书·错法》篇所说：“人情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明如日月，则兵无敌矣”；但当“每狎于所私”的“人情”（慎到）破坏了公平原则时，换言之，当私人“小利”妨害了公共“大利”时，法家则对有可能导致公平失衡的“好恶之欲”每每行“平准”之举。于是它主要把监控目标锁定在以下两种有能力破坏“公平”者身上：一是最高权力者，二是具有宗法传统的权力核心圈或有能力干预权力核心圈的人物。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法家一定要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原因；同时也能理解，何以法家每每被置于“君主戒之”而“大臣怨之”的夹缝处，又何以韩非会吐出“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孤愤》）的悲愤之语。但法治的客观效果却无法让人怀疑它的恒久意义：“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吏遇民不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则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商君书·定分》）。以至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这也正是法家所欲追求的景观，即“皆务自治奉公”（《商君书·定分》）——这一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秦国”而不是“秦朝”的实况。
相比之下，儒家对于“人情”，我以为要在公、私领域的被动“认可”和主动“认可”而没有公领域的“认清”。本来，儒家偏于精神的一系是反对“人情”和“人欲”的。他们担心，一旦“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躬”，则“天理灭矣”。并把他们所担心的“人化物”现象称为“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且直认此道为“大乱之道”（《礼记·乐记》）。如上所述，对于无节制的欲望，法家也是反对的，所以这并不构成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天理”在这里实不异于“无可奈何”的托词。因为事实上没人见到有谁因为欲壑难填而真的受到过“天”罚，所能见到的，也只有法“治”而已。“天理”的“中空性”和“非操作性”特征，使得儒家在私欲挑战面前显得空前无力，它只能采取泄愤的方式来排遣之——而泄愤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它造成了事实上的矛盾外推，而矛盾外推，又客观上给私欲横行者创造了有恃无恐的条件——这种形式上的反对和事实上的认可，形成了儒家“人情”对待的基本态度，因为“天理”的控制显然没有效果；进一步讲，在思孟儒家那里，“义利”的不可兼容性，使他们无法对“人情好利”才是人的基本真实有所“认清”，惟其不能“认清”，于是便几乎没有像法家那样可对人之“好恶”进行“利导”的任何可能；而伦理德目的自我限制和对异己事实的无力回天，也注定了它只能对“人情”采取“认可”的态度而别无他法。可是，对于足可以扰乱公共原则甚至法律法规的“私情”，儒家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每每给它以“天理人情”的肯定。孔子给予“攘羊”事件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行为的“正直”评价，具有典型意义。朱熹的解释是：“父为子隐，天理人情之至也。”（《论语集注·子路注》）无独有偶，孟子亦曾对舜为了杀人的父亲，捐弃天下，窃负而逃的行为，给予过高度肯定（《孟子·尽心上》）。李泽厚指出：“在现代社会，这当然违反法治，构成伪证罪；却又是人情，在现实中仍可看到。”（《论语今读》）韩非对此现象的陈述，表明了儒法两家的对立态度：“楚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韩非子·五蠹》）。儒家真的不知如此“人情”已经超越了个人应有的权限还是佯装不知？我以为，用儒家的伦理体系观察之，儒家的确没有更多的“公”意识。由于“仁”是儒家的核心德目，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所以，“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礼记》）等行为的发生，在儒家看来乃是宗法制下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所以，从公领域人情的未能“认清”到不得已“认可”和私领域人情的“认清”到积极“认可”，两种情形毕竟都是“认可”，其最终结果亦只能是人欲的横流和难以收拾。其实，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仁义礼智信”，在上述“认可”中，也早就变了味道——“仁”成了圈内爱情，“义”成了哥们义气，“礼”变为表面文章，“智”讹作一己私智，“信”则表现为熟人承诺的局部兑现和生人协定的口惠式欺瞒。儒家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