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二）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三、新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发表论文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政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政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张国光、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政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军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军、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军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军户、军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政、兵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军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党、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发表论文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政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政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张国光、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政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军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军、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军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军户、军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政、兵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军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党、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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