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北魏孝昌元年(525《元宝月墓志》[1]:
王讳宝月,字子焕,高祖孝文帝之孙,临洮王愉之元子也……皇妣杨妃,恒农人,父次德,兰陵太守;祖伯念,秦州刺史。嫔南陵萧氏,齐太祖高皇帝曾孙,父子贤,齐太子詹事,平氏侯。
元宝月的名字附见于《魏书》卷22《京兆王元愉传》。元愉为孝文帝子,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在冀州刺史任上举兵反叛被杀,其有四子均被赦免,后又得附于宗室属籍,宝月即袭其追封之临洮王爵位。但该传元愉四子只见宝月及后来成为西魏皇帝的元宝矩二人,另两子不详。同书卷9《肃宗纪》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条:立“皇曾孙故监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此宝晖不见于其他记载,陈仲安先生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156页疑元宝月、元宝晖是同一人,可能因为两人都拥有临洮王爵号致疑。据志,元宝月卒于孝昌元年,有子二人,长子元蒨四岁,次子元森仲二岁,至武泰元年他们分别有7岁和5岁,而被立为皇帝的“故临洮王”之嫡长子元钊,“年始三岁”[2],与宝月两子名字相异,年龄不合,可知宝月、宝晖决非同一人,宝晖当为宝月次弟,在兄长死后承袭了临洮王爵,兄弟爵位相袭在北朝是常见的事情。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曾任大都督的元宝掌,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当亦是元宝月四兄弟之一,惟长幼次序不明。
作为孝文帝之孙,身享王爵,死后墓志中历数姻亲地望官职,如该志历述母亲族属地望、母亲的父祖的官职、以及于外曾祖母的族望及外曾祖母父亲的官职,这些都应当是撰志者或执事者认为即便是“龙子龙孙”也值得炫耀的事。这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选择官吏崇门第、重婚宦之后,墓志中常见这种情形,元宝月志中所述还不是皇室人物墓志中最繁琐的,更极端的情形可见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及《元显魏墓志》、武泰元年(528)《元举墓志》、建义元年(528)《元悛墓志》、兴和三年(541)《元宝建墓志》、武定二年(544)《元湛墓志》及《元湛妃王令媛墓志》。中原士族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可见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孝昌二年《公孙猗墓志》、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元象元年(538)《李宪墓志》。在相关叙述中,鲜卑贵族出身者对与其联姻的汉族姻亲的官职与婚姻情况津津乐道,汉族士族对其鲜卑族姻戚亦细列详举。孝文帝定姓族的目的之一,“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3],从墓志中两者互举姻亲这一侧面,可知孝文帝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元宝月墓志》中记志主其母亲杨氏的族望为“恒农杨氏”,与史书记载不合,值得留意。《魏书·京兆王元愉传》称:
世宗为纳顺皇后(于氏)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孝文帝行门阀制度,尤重门第婚姻,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并强制性地命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4]。孝文帝以后,宣武帝同样严格控制宗室诸王的联姻家族。《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说:“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博陵崔氏虽属士族高门,但与孝文帝时规定的皇室通婚家族崔卢王郑“四姓”[5]中的清河崔氏相比,却显得“地寒望劣”,高阳王元雍曾奉其兄孝文帝之命娶原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为妃,卢氏死后,再娶博陵崔氏,虽当时元雍对崔氏特别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6]。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关预内政,仅给衣食而已。至乃左右无复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启闻,许乃得见”。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李)氏为皇后,终于“进贵”了杨(李)氏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及事败被擒,遣送京师,“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两人感情确属真挚。
有趣的是,在《元宝月墓志》中,李氏又变成了杨氏,只是其地望由东郡改成了恒农,出身变成了汉魏以来的名门弘农杨氏,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其父兰陵太守杨次德、秦州刺史杨伯,均属假冒,或是如以前改姓李一样,通过缔结养父养女关系缔结而成的。尽管当时活跃于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自云恒农华阴人”,本身便有假冒之嫌[7],且“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但从仕北魏起,“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并且确曾与皇室联姻[8]。在这种情况下,杨氏如真出自真正的或假冒的弘农杨氏,却去攀附当时门地并不比弘农杨氏高的赵郡李氏,则难以理解。
结合《元愉传》与《元宝月墓志》所看到的“杨妃”先伪托赵郡李氏后又伪托弘农杨氏,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后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行为,文献中事例甚夥,唐长孺先生在《〈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中已有揭示。除唐先生所举《魏书·王睿传》及《侯刚传》两个典型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同书《朱瑞传》为证。传称朱瑞本代郡桑干人,魏末委身尔朱荣,官高爵显,“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故乞移属焉”。而如杨氏改姓以伪托地望还可举张整为例。景明元年《张整墓志》称: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告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荣宫掖,显祖异焉。高祖……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任。
志主张整,赵万里先生指出即《魏书·阉官传》中的白整,亦即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所附随从人员中的“中给事录大官令臣上党白整”,此人事迹还见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姚薇元先生推断白整源出稽胡[9]。出身稽胡白氏的白整因伪托地望,在墓志中改姓张,并杜撰出五世祖张充。
北魏政权在
王讳宝月,字子焕,高祖孝文帝之孙,临洮王愉之元子也……皇妣杨妃,恒农人,父次德,兰陵太守;祖伯念,秦州刺史。嫔南陵萧氏,齐太祖高皇帝曾孙,父子贤,齐太子詹事,平氏侯。
元宝月的名字附见于《魏书》卷22《京兆王元愉传》。元愉为孝文帝子,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在冀州刺史任上举兵反叛被杀,其有四子均被赦免,后又得附于宗室属籍,宝月即袭其追封之临洮王爵位。但该传元愉四子只见宝月及后来成为西魏皇帝的元宝矩二人,另两子不详。同书卷9《肃宗纪》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条:立“皇曾孙故监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此宝晖不见于其他记载,陈仲安先生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156页疑元宝月、元宝晖是同一人,可能因为两人都拥有临洮王爵号致疑。据志,元宝月卒于孝昌元年,有子二人,长子元蒨四岁,次子元森仲二岁,至武泰元年他们分别有7岁和5岁,而被立为皇帝的“故临洮王”之嫡长子元钊,“年始三岁”[2],与宝月两子名字相异,年龄不合,可知宝月、宝晖决非同一人,宝晖当为宝月次弟,在兄长死后承袭了临洮王爵,兄弟爵位相袭在北朝是常见的事情。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曾任大都督的元宝掌,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当亦是元宝月四兄弟之一,惟长幼次序不明。
作为孝文帝之孙,身享王爵,死后墓志中历数姻亲地望官职,如该志历述母亲族属地望、母亲的父祖的官职、以及于外曾祖母的族望及外曾祖母父亲的官职,这些都应当是撰志者或执事者认为即便是“龙子龙孙”也值得炫耀的事。这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选择官吏崇门第、重婚宦之后,墓志中常见这种情形,元宝月志中所述还不是皇室人物墓志中最繁琐的,更极端的情形可见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及《元显魏墓志》、武泰元年(528)《元举墓志》、建义元年(528)《元悛墓志》、兴和三年(541)《元宝建墓志》、武定二年(544)《元湛墓志》及《元湛妃王令媛墓志》。中原士族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可见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孝昌二年《公孙猗墓志》、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元象元年(538)《李宪墓志》。在相关叙述中,鲜卑贵族出身者对与其联姻的汉族姻亲的官职与婚姻情况津津乐道,汉族士族对其鲜卑族姻戚亦细列详举。孝文帝定姓族的目的之一,“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3],从墓志中两者互举姻亲这一侧面,可知孝文帝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元宝月墓志》中记志主其母亲杨氏的族望为“恒农杨氏”,与史书记载不合,值得留意。《魏书·京兆王元愉传》称:
世宗为纳顺皇后(于氏)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孝文帝行门阀制度,尤重门第婚姻,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并强制性地命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4]。孝文帝以后,宣武帝同样严格控制宗室诸王的联姻家族。《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说:“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博陵崔氏虽属士族高门,但与孝文帝时规定的皇室通婚家族崔卢王郑“四姓”[5]中的清河崔氏相比,却显得“地寒望劣”,高阳王元雍曾奉其兄孝文帝之命娶原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为妃,卢氏死后,再娶博陵崔氏,虽当时元雍对崔氏特别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6]。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关预内政,仅给衣食而已。至乃左右无复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启闻,许乃得见”。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李)氏为皇后,终于“进贵”了杨(李)氏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及事败被擒,遣送京师,“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两人感情确属真挚。
有趣的是,在《元宝月墓志》中,李氏又变成了杨氏,只是其地望由东郡改成了恒农,出身变成了汉魏以来的名门弘农杨氏,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其父兰陵太守杨次德、秦州刺史杨伯,均属假冒,或是如以前改姓李一样,通过缔结养父养女关系缔结而成的。尽管当时活跃于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自云恒农华阴人”,本身便有假冒之嫌[7],且“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但从仕北魏起,“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并且确曾与皇室联姻[8]。在这种情况下,杨氏如真出自真正的或假冒的弘农杨氏,却去攀附当时门地并不比弘农杨氏高的赵郡李氏,则难以理解。
结合《元愉传》与《元宝月墓志》所看到的“杨妃”先伪托赵郡李氏后又伪托弘农杨氏,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后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行为,文献中事例甚夥,唐长孺先生在《〈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中已有揭示。除唐先生所举《魏书·王睿传》及《侯刚传》两个典型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同书《朱瑞传》为证。传称朱瑞本代郡桑干人,魏末委身尔朱荣,官高爵显,“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故乞移属焉”。而如杨氏改姓以伪托地望还可举张整为例。景明元年《张整墓志》称: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告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荣宫掖,显祖异焉。高祖……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任。
志主张整,赵万里先生指出即《魏书·阉官传》中的白整,亦即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所附随从人员中的“中给事录大官令臣上党白整”,此人事迹还见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姚薇元先生推断白整源出稽胡[9]。出身稽胡白氏的白整因伪托地望,在墓志中改姓张,并杜撰出五世祖张充。
北魏政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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