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不仅诗歌创作臻于鼎盛，散体文学中的传奇创作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而且传奇者流，虽源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除此而外，这时一种源出于佛教文学的虚构文体——变文，也盛极一时。它韵散相间，唱白并用，或诵神魔，或讲俗世，形式和内容都很独特。唐代这两种鲜活的小说样式，已经引起西方汉学界高度的重视。

 学术研究概况

 　　在西方，唐代传奇在本世纪初叶才受人重视，高延（J.J. M. de Groot）和亚瑟·韦利（Authur Waley）均较早做过介绍。[1]第一个重要译本是爱德华兹（E.D. Edwards）的《唐代丛书》译介，名为《唐代散文作品》（伦敦，1937～1938）。该书凡两卷，上卷介绍一般散文，下卷介绍传奇故事。下卷分三章：第一章《中国小说概况》设两节，介绍唐代以前和唐代小说的发展；第二章《小说——〈唐代丛书〉》设四节，除“导言”外，分别介绍“爱情故事”、“英雄故事”和“神怪故事”；第三章是上卷译介的续篇，继续介绍《唐代丛书》中的作品。该书不仅在译介部分提供了较详的注释，而且在介绍部分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探索的重要问题，如中国小说发展的特殊历程、文言小说的类型及其特点、《唐代丛书》所辑作品的真实性（书末附录论及此旨）等。这部书以其大量译介和深入探索而独步于当时，影响较大，1974年又再次刊行。
　　 六、七十年代，译例渐多，一些著名译者提供了多种脍炙人口的合译本，例如林语堂、鲍吾刚（Wolfgang Bauer）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王德箴、马幼垣和刘绍铭等人的辑本。这时，单篇作品的翻译也多了起来。《莺莺传》、《游仙窟》、《三梦记》、《虬髯客传》等名篇较受重视。其中，《游仙窟》在国内早已失传而存于日本，霍华德·利维（H. S. Levy）英译之，也在日本（东京）出版。而且译者加有副标题——“中国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指明该文的性质。这时的学术研究，尚不见专著出现，但有些文章（包括博士论文）写得颇具功力，如谭霞客（J. Dars）的神怪小说特点研究、马幼垣的古文与传奇写作研究、海陶玮（J.R. Hightower）的《莺莺传》研究、艾德金斯（C. P. Adkins）的主角研究等等。[2]
　　最近一二十年，不仅论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有几种文集和专著问世。马幼垣以《长恨歌传》等篇为例，分辩唐传奇里的事实与幻想，启发了后来历史与小说文体特点的探讨。张汉良的研究别开生面，他喜欢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作品的结构做了独特的分析。[3]刘绍铭看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爱情观有所误解，便以几篇唐传奇为例加以批驳。[4]杜德桥（Glen Dudbridge）也是个较多致力于唐传奇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版本知识。[5]80年代初，《唐学报》（年刊）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创刊，刊行至今，时见有小说研究登载。前后不出几年，又有两部文集问世，一部由杨力宇和艾德金斯合编，名为《中国小说论集》（香港，1980）；其中辑有两篇文章论及唐传奇，其为倪豪士（W.H.Nienhauser）的《虚构文学初探：中国九世纪末期的古典传统和社会》和艾德金斯的《唐传奇故事里的主角》。另一部是译文集，由高辛勇编辑，多人合译，名为《中国古典神怪故事》（香港，1985），选唐代作品30余篇，占全书三分之一强。高氏所撰导言介绍神怪小说的渊源与流变、类型与结构以及有关的编选与今译，叙述颇为详明。唐纳德·杰尔逊（D. E. Gjertson）的《奇异的报应：唐临〈冥报记〉研究与翻译》（伯克利，1989）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佛教研究丛书之八，该书译出故事57篇，且有考评，旨在填补西方缺少佛教神怪故事的空白。此外，在刘若愚的《中华游侠》（伦敦，1967）、 薛爱华（E. H. Schafer）的《女神：唐代文学中的龙婆雨女》（伯克利，1973）、张心沧的《神怪故事》等书里，也可看到一些有趣的传奇故事及其解说。
　　更为重要的是，这时问世的几本专题性著作，大大提高了西方的唐传奇研究的水平。在《中国小说里的幻想与写实》（旧金山，1984）一书里，作者李玉华（译音，Lee Yu-hwa）就名篇《会真记》和《李娃传》，比较研究唐代爱情主题及其表现方法的不同，同时也触及到了一些基本的文本问题。而比尔特·布劳特（Birthe Blauth）的近著《古代中国的鬼狐故事》（法兰克福 ，1996），主要是关于《太平广记》第四四七至四五五卷所录故事的研究，但涉及较广，诸如《太平广记》的内容、其中所录狐狸故事的类型与母题、这类故事在中日韩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传等等，均有论述。杜德桥专攻中国古典小说，于唐传奇着力尤多，而且造诣日深。在80年代初，他的《李娃传》英译曾以细致的注疏、校勘、考证、评论和翻译而引人注目，成为精读传奇作品的新范例；最近，他又出版了《唐代的宗教体验与世俗社会》一书；书中设“几种口吻”、“当时的看法”、“戴孚世界的动况”、“华山的朝拜者”、“尉迟迥在安阳”、“袁晁反叛的牺牲者”和“与鬼神婚配”七章，通过细读戴孚的《广异记》，即通过一个地方官吏的所见所闻，再现唐代世俗生活的画面，唐代宗教信仰和社会体制发生变化的动况；所辑《广异记》故事，总计三百余篇，主要依据《太平广记》，亦参照《冥报记》、《类说》、《说郛》、《绀珠集》等著作，正文有部分故事的全译或概述，而在书末附所有故事的梗概。
　　上个世纪之交发现的敦煌写卷，首先被大量盗运至英国和法国，在欧西引起了汉学家的高度重视，于是产生了一种国际显学——敦煌学。唐代变文研究应该说是它的一个分支，但通常也被划入文学研究的范畴。在这方面，涉笔较早而又比较重要的译介者是亚瑟·韦利。他从20世纪初便开始接触敦煌学，在其《中国绘画研究导论》（伦敦，1923）和《斯坦因敦煌画录》（伦敦，1931）两书中，设有关于敦煌写卷和敦煌绘画与文本的章节。在50年代，他零星发表了几篇文章，如介绍王重民等所编《敦煌变文集》（1957）、写卷中的“天鹅女”故事。[6]在1960年，他出版了《敦煌民谣和故事》（刊于伦敦），全书共辑变文26篇，系据王本编选。书末附跋语两则，分别介绍“写卷的发现与性质”、“写卷与绘画的联系”；并有附录五则，如“写卷年代”、“‘变文’和‘赋’的涵义”、“未译篇什简介”（共三篇，即《汉将王陵变》、《捉季布变文》和《王昭君变文》）等。
　　韦利之后，梅维恒（Victor H. Mair）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尚在60年求学时，他便被敦煌变文所吸引，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研究中唯一最为重要的悬案，就是敦煌变文的由来。”[7]他得到了名家韩南（Patric Hanan）、海陶玮（J.R. Hightower）、杨联升等人的指点，1976年完成了译介变文的博士论文。数年后，他出版了《敦煌通俗故事》（1983）一书。其中包括《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和《张义潮变文》四篇故事，和一篇长篇序言，研究变文的定义、特征、抄写与演出、创作年代、语言运用、与戏曲的关系、最后的消亡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1988年，他的《唐代变文》问世，旨在说明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兴起的促动作用。全书设六章，分别是《敦煌与写卷》、《变文主体与相关文体》、《术语“变文”的涵义》、《变文的形式、套语与特点》、《讲唱者、创作者与抄写者》和《变文讲唱活动的证据》。显然，这部著作的重点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