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也有大量散见于起居、贺官、贺节、赠物和用于其他各种场合的官文别纸。其中确实有不少是删去了修寒温、明体气客套话的专门叙事之文。例如P.4092《新集杂别纸》有《贝州司空》一首，开头即是“伏以司空定难功高，平戎绩著，散廡金而不惭往哲，碎玉壶而宠迈昔贤；故得逈住宸襟，允膺殊渥”。虽有吹捧，但非寒暄，可以说是直入贺官“正题”的。又如P.3931中灵武节度使致甘州回鹘的书状别纸，都是涉及与回鹘关系的具体事实。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全部，同是《新集杂别纸》的“月旦贺官”即不是如此。例如“三月”一首道“伏以画鸭嘉辰，斗鸡令节；柳坼而黄莺显瑞，花鲜而曰驇呈祥。伏惟司空贾寇齐声，龚黄并价；夙著治民之绩，久彰及务之仁。（下略）”，内中虽无“明体气”却不少叙节令的“修寒温”，可见别纸的内容并不是绝对不写套话，而是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所定，其用途也不一，有的只是为了表示贺节、贺官的郑重，如上述给节度使、朝廷大僚等的“月旦贺官”及“贺端午别纸”“贺正别纸”(P.3906、P.3931)；有的是赠物，称“寄信（物？）别纸”（P.3906）、“具信”（P.2539v）；有的就是切入主题的奏事或具体谈事了。
官场中奏事或谈事采取别纸形式，原因之一是官文的格式、用法严格。表是表，状是状，奏（启）事是奏（启）事，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其实P.3900《唐前期（武则天时期？）吉凶书仪》已经反映。此书仪在给皇帝《庆正冬表》的“题函面[语]”中说明“应奏事者，但修状进其[状]如前”，并在下面记述了奏事的格式：
某事某事略述事由。某年某月日敕遣臣勘当前件事如无制敕荷处分自须奏事者，依前头上建事由；右已下叙述委曲讫，云谨状。某年月日具臣姓名进……状后年月日具官姓名状(以下略)。
这件奏事状附于表后,但与表不相连,后且要另具月日官名,可见如果奏事与表的内容无关,很可能是要别纸书写。
给皇帝的表状、奏事需要分开，给官员特别是长官的公文也有同样的讲究。如陈文所示，晚唐五代别纸于官场奏事启事的特别多，恐怕就是由于有这样的需要。另在公文奏事之外，又有私事私情的表达，就更需要放到另纸之上了。李匡文《资暇集》卷下提到“大僚纸上题签，起于丞相李赵公（李吉甫）也。元和中，赵公权倾天下，四方缄翰日满阍者之袖，而潞帅郗士美时有珍献。赵公喜，而振武别纸则附于潞（按此句似应改为“而潞之别纸则附于振武”）。时阿跌光进（李光进）帅麟，览盈幅手字，知误，画时飞还赵公。赵公因命书吏，凡有尺题，各令签记以还，故于今成风也。”其中“别纸”明谓属于“尺题”，应在正式的公文之外，附着于公文，故称别纸。联系前揭魏晋南朝“别纸”用例，也基本上是在公文中。所以别纸的创作，应当来源于公文。这是别纸和复书两者最大的区别。即复书原来是用于家族朋友的一般场合，而别纸却是官场酬应之作。晚唐五代书仪中虽有将通婚书的第二纸也称作“别纸”的，但那只是后来两者被混淆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不是原来就不分。唐后期五代社会日益官僚化，时人也愈来愈重视官场生活。别纸是官场酬应中少不了的，可以作为固定格式的公文之后的另外叙事和说私话，当然更用在对长官的贺官、贺节、起居仪中以表达恭敬和郑重之意——在这一点上，它的性质又同于复书。所以，它才会在唐后期表状笺启书仪中大量出现并流行于社会。
四 关于重叠别纸
别纸并不一定是正书外仅加一纸。《北梦琐言》卷四称唐宰相卢光启“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卢光启《新唐书》卷一八二有传，称其“字子忠，不详何所人。第进士，为张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凤翔，宰相皆不从，以光启权总中书事，兼判三司，进左谏议大夫，参知机务。复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光启后被朱全忠所杀，但原先仕途不可谓不顺。《北梦琐言》同条说他“先人服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塗（途），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文苑英华》卷四○五薛廷珪《授卢光启等遂王友制》也称其“皆以丽藻雅文，独行当代”。是卢光启以文学进身，虽因先人犯罪服刑而致其出身不佳，但他善于进取谋职。“凡一事别为一幅”的“八行重叠别纸”是否由其创造，尚有可疑（详下）；但这种别纸既是迎合了“勤于请谒”之需，又号称“精切”，就必然在礼数周详的同时，具备了使官场奏事清楚明白的特点，所以它的流行可想而知。问题是“重叠别纸”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敦煌P.2945被定名为《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稿》的一件书仪使我们得到关于它的启发。
这件状稿的第一件有“相公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乙蒙恩，限守遐方，[末由拜]谒。谨奉状不宣，谨状”一类格式化的问候和用语，末尾有“七月九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的日期和署名，毫无疑问是“修寒温、明体气”的正状。第二状只有“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愿精嘉药膳，以安社稷生灵。伏惟恩察，谨状”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署名“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厶乙状上”而没有日期。在这件的下面还有六件，除最后一件是“凉州书”以外，余皆注明“又贺别纸”或“又别纸”。论者关于这件文书的年代及归义军留后究竟是谁尚有争论[8]，但一致认为前七件书状和别纸都是留后致朔方节度使的，只有最后一件《凉州书》与之不同。从第三件开始，其别纸或说明已派出朝贡使团，请求朔方节度使在沿路予以关照和保护；或感谢朔方遣人“贵达方音，申阳关之宁谧”的厚意，告知得到朝廷来使“泽漏西天，诏宣荒裔”的欢欣；或解释朔方来人耽留，“盖缘（朝廷）使臣未行，所以稽迟回撤”的原因；或赞颂朔方节度使沟通敦煌与中原关系的恩德，表达感佩和敬羡之心。单看每一件别纸，可以认为各是一事，但是合而观之，却可以看得出皆有联系，并都关系到归义军遣使中原的问题，前后所说是一件事。根据写信内容和时间前后参差，或会认为，文书中的一件件别纸都是归义军在不同时间分别给朔方节度使的致信。但是其中一件别纸分明说道：“伏以边荒古戍，元本以（与）朔北通烟。十五年来，路鲠艰危阻绝”；《凉州书》也点明“前载得可汗旨教，始差朝贡专人，不蒙仆射恩隆，中路被温末劫杀”的事实，和提出“今乃共使臣同往，望仆射以作周旋”的请求。这就是说，归义军方面通使曾经失败，所以准备再次派遣朝贡使团与朝廷使臣同往。在此之前，敦煌与朔方之间的道路是多年来始终未打通的，所以就是朔方来人，也不得不等着与使臣一起出发。既然如此，敦煌怎麽可能一次次派人前往送信？由此推测，这些反映一段时间以来（从朔方遣人送信到朝廷来使到敦煌最后派使团出发）敦煌归义军动态和运作的别纸，只能是在派遣使团的同时一同带走。书状中的第三件写道：“谨差节度都押衙张进诚奉状陈谢”，则带走书状的使人是张进诚。
而如果这样来解释，则除了《凉州书》之外的七件文书应当并为一状。第一件是状的开头，第二件是状的继续。此状虽然没有注明“别纸”，但事实上应为第一张别纸。惟其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麽以下的别纸都加“又”字，而只有这张别纸与第一状结合，并加上其他五件“又贺（谢）别纸”、“又别纸”（不包括《凉州书》），才组成一件完整的书状。且如前所示，各件基本上是一事一纸，涉及到中原王朝来使示意，并通过朔方节度使斡旋和归义军决心通使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