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深刻认识论“吊诡”：中国学者如何从原本弱势地位变为强势地位的微妙处境。由于多数西方学人以体制为基础，以市场成功为目标，当然不会真地参与上述“抛球接球”游戏。对于少数有真理之念者，我们则要立即让他们理解一种“儒家风范”：不是在此比高比低，意图以什么五千年炎黄子孙文化底蕴之类的假大空言辞在国际场合自拉自唱，而是要邀请西方同行共同参与一个如何克服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学术理论危机问题。在此学术全球化共同事业中，彼此分工不同，各有专精。中学西学都是共同的话题，而各人分工领域和内容介入宽窄深浅不同而已。国际性的合作和对话不是为了在国际场合“扬眉吐气”(这是“俗儒”的心态，不是仁者的胸怀)，而是为了对人类学术大同事业的共同参与和追求。真正的仁者是不会强调血缘区别的。仁学者是人类一体主义者；是向前看，求创新，而不是向后看，颂祖恩的。在国际学者交往时，我们应多显示“仁学”情怀(人己一体)，而非“儒教”情怀(炎黄子孙，高人一等)。应多读<论语>，少读<易经>，前者教人“爱他利人”(个人和民族同理)，后者教人“趋利避害”(卒至以邻为壑)。如今各国文化史都是人类共享的资源，均与其历史创始人血缘身份不再相关。(今天把99%时间都花在西方科际文娱文化方式上的99%中国国民，究竟和“老祖宗”文化还有多少关联？)只是由于技术性条件(特别是语言条件)不同，各有不同专攻而已。借助此分工之便，世界文化遗产遂可为全球所用。会希腊文的学者在资料性研究上当然多有承担和贡献，而希腊思想可为一切其他专业人士所分享。儒学研究也是一样，虽然在语言技术性方面难度更大一些，大多数工作须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担任。哲学学科也是一样，某课题专家的专业成果为一事，该成果可为一切人分享为另一事。后者在“使用”专业资料时可能因进而参照其它专业知识而获得比纯哲学议论更富价值的理论成果。每个人的学术运作策略搭配方式各有不同，跨学科趋向会更进一步突出了这一特点。单科(学科或流派)专家不能以为本身专业主题“只属于”本专业，实际上它可为其它专业人士所用，并因后者选择的创造性相关搭配方式而或有可能在其它学术方面取得超过本专业人士的成就。(巴尔特和麦茨都是经过这一过程的：他们先“利用”和之后“跨越”了某专业，并形成了新专业。后者将进而参与同一专业间互动交融过程)。

4。研究策略的变更：从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

符号学对象域的认识论革新(从世界记号研究到汉语语义制度分析)，是与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相互对应的。后者的实现又相关于伦理学态度的强化。学术运作的功利主义方向是与学科制度的机械性强化一致的。出于职业功利主义考虑，专家型学者往往反对跨学科方向。为了有利于职场竞争，原先有创造性贡献者又须急于确立新的学科专业，以使得本人学术成就可获制度性运作化条件的保障。这就是我在此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学术本身之外的，属于学者动机层次的。我们当然不便直接讨论这类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明了自己的“国际处境”：在一个以学术功利原则为指导的国际交流场合如何推进非个人功利性之学术理想的困境？换言之，全球化观念如今实际上是在全球规模上追求物质功利主义的效率化问题。此处提出的符号学学术全球化理念与此倾向岂非南辕北辙？于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学术全球化思考：一种是如何在全球化规模上谋一己之“物利”，另一种是如何在全球化物质条件下谋集体之“理真”。二者之间相对立的东方原型可举“求：功利名”之儒教精神(拜菩萨和摆族谱为其表征之一)和“求：真善美”之仁学精神之间的历史性对立为证。

专业化中心论原则必然导致专家和权威地位的追求。学术专业化是达到名权势的手段(汉代经师为其原型)。跨学科方向则必然松懈专业化带来的权威性控制程度。加以学术权威形像的塑造必然导至“圣化学者”的策略。专科中心论和跨学科方向论之间的张力关系还包含着此另一利害竞争层面。结果，跨学科学术方向竟然和学者功利动机联系起来。而在全球化时代，跨学科和专科本位的冲突关系将更为尖锐，因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全球化将全面激化功利意识。这样，经济科技全球化就会与人文学术全球化成为貌合神离的平行过程。我的西方同行会理解，容忍，同情我的论点么？图利实践的全球化，必然依赖可操作的制度化强化、学术等级结构的严格化与精细化。今日之势，各国早已不分政治立场，大多以西方学术教育制度为基础和模式。对西方学术软硬体制度化趋向的批评还将引来出身于西方教育体系的非西方学者的反对，因后者正在要依赖己所从出的西方制度化背景以强化自身在本国的竞争地位。于是，跨学科学术主张将面对双倍的反对力量：西方本土的和非西方的，二者均以追求学术功利为目标，均以正规学术制度为根据。另一种学术势力来自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学术。他们通过语言上易于掌握本民族学术资源而在本土形成特殊学术特权关系，并以之作为谋求学术名势的手段和渠道。结果，符号学所标榜的跨学科和跨文化方向将受到西方学界和非西方学界两方面的反对。虽然二者学术内容和方向不同，但各自均维持着自己的学术等级制度系统。这是非常有趣的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界的另一种“吊诡”现象。

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中华精神”：仁学和儒教；伦理学和功利学。也可以说存在有两种“儒家精神”：独立君子和皇权忠仆。历史上，专业僵化(汉代经学)，学者权威化(汉代经师)和师祖神圣化(三皇五帝)是三位一体的。专业程式成为学术意识形态运作的技术性程序，而其主操控者的权威性地位即可由此而立。为了强化和永久化其权势地位，遂进而制造历史神话，这就是将历史上的学界名人予以圣化和神化，使其成为准“超人”，以便在意识形态上加以任意操纵利用。也就是将现实中的权威与历史上的神人(圣贤)通过谱系道统编造来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神圣继承”关系的神话。对中国学术来说，现代“儒学”事业正在世界学术“分工”理由下追求着世界共同的功利主义目标。对于新知新学的欢迎，不过是要将其纳入固有学术体系之内加以装饰性或宣传性利用。西方学术中心主义却也极其欢迎这种民族主义的学术立场，因为此等立场下之守旧学术是不可能触及西方学术制度和理论之根本的。二者之间在国际学术交流名义下的学术交际活动，遂成为彼此学术声名营造术互补性默契的一部分。而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路线竟至不会为任何一方所欢迎； 准确说，首先不为任何 一方的学科学术权威所欢迎。其次不为学术制度内一般学者所欢迎，如果其学术活动目标仍然是功利成就导向的话，他就必须紧紧跟随权威的脚步安全(成本和风险预估)前进。权威本位主义就是专业本位主义，也就是专科本位主义。权威制度成为学术意识形态的工具，神化学者为其基本手法之一。跨学科方向则与此程序相反，其表征为问题本位而非坚持制度程序之贯彻。符号学和学科专业虽然运用着共同的材料，但符号学的本质是问题本位而非学科(程序)本位的。先设立问题还是先遵循“程式”，为二者之间的基本区别。对于问题本位来说，各学科知识均可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反之问题是在学科框架内设定的，是参照既定程序方法设定的(经学为其典型)。结果，问题研究本位倾向于接受跨学科方法和易于朝向真理理念。反之，学科本位的课题设定和方法都是以既定学科程序为框架的，都是朝向以权威范式为标志的名势挂钩策略的。古代门户和学阀则为其原始形态。问题本位由于超越学科框架，故易于通向理念本身，而学科本位则易于通向权威规范和派系利益本位主义。学术名人制度于是成为学界内追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