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宗教对于汉唐之间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巨大作用，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还有进一步具体分析的必要。事实上，宗教的影响已经非常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在正史中则是《魏书·释老志》的出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封建王朝的礼仪制度也曾与之发生了某种互动关系，而以道教更为突出。这一课题近年来颇受学界瞩目，例如劳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曾揭示了道教的醮坛与汉代郊祀坛的渊源关系。[1]  熊存瑞先生则通过对太清宫、九宫贵神等祭祀的研究，探讨了唐玄宗时期道教对国家礼仪变革所发生的影响。[2]  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古时期，在封禅这样的礼仪活动中，是否会有道教的因素存在？按封禅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举行的最为神圣的礼仪活动，是宗教性与政治性的结合，它主要起源于上古对山川的自然崇拜，在秦汉统一帝国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融进了各地区、各学派的理论，并逐步归结在儒家的框架之中。对于封禅的起源和性质，前辈学者已经作过许多细致的研究，[3]  就实践而言，虽然有着种种传说，但历史上首位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的帝王当是秦始皇。后来汉武帝、汉光武帝、唐代的高宗、武则天、玄宗以及宋真宗也曾举行了封禅之礼。下面就以唐高宗的封禅活动为个案，对其中的道教因素及产生背景作一番初步的探讨，并希望由此观察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关系之一侧面，不当之处，敬祈方家赐教。

 二、高宗封禅与道教

　　汉光武帝之后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唐高宗，在武后的支持下，他于干封元年（666）完成了封禅泰山的大典，这距光武封禅已有六百余年了。麟德二年（665）十月，高宗车驾从东都出发，开始了封禅之旅，第二年春正月抵达泰山脚下，直到四月才回到长安。在此之前，朝廷里的礼官学士对封禅礼仪中大到仪式的次序排列、祀坛建筑，小到玉册形制、皇帝服饰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文件都还保存在《唐会要》等书中，可以看出时人是如何重视这次大典。虽然这些材料显示出他们立论的基础仍为各种儒家经典，但在活动具体的展开过程中，这次封禅却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这一点，并未引起曾专门讨论唐代封禅礼仪的Wechsler先生的注意。[4]

按刘道合其人又见于开元六年（718）十月所立的《大唐大弘道观主故三洞法师侯尊师（敬忠）志文》，内云：侯敬忠于志文中的

同时天下诸州也各置观、寺一所。[8]显然观名与坛名同源。这既是对于天下的普遍恩泽，同时似乎也可视作对于刘道合祈祷而得山神福佑的一种回报。至于天下诸州各置观、寺一所，对于道教尤其意义非常，正如巴瑞特（T. H. Barrett）先生所说，这是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道观网络，而这种网络对于佛教而言，早在隋代就已具备了。[10]

（第一行模糊不能识）

判官兼□□羽仪作宫府寺丞王知慎

城作坊检校造封禅□御作布政府□□□干信□宣德郎行宫门整备大（下阙）

行内府监主簿王知敬    兵（下阙）道    内府监录事左君植

左（下阙）    □中尚监作吕铁拴（下阙）

（上阙）皇甫瞻  主簿敬孝友  □□司户许行真  高陵县主（下阙）

判官郊社令？□□    行□官署令上□□□贞

掌□事李（下阙）    纪□张统师

干封元年二月一日记

（上阙）西台主书□都尉王行直、冯承素、孙表□

（上阙）□干封元年□月十五日从  祭至此故记

（上阙）干封元年二月十□日奉  敕投龙璧于介丘记

（上阙）少监□□智（下阙）

（上阙）令崔元泰（下阙）

岱岳令牛成 [12]

至于崔元泰，疑即当地的地方官史载干封元年正月当时又，投龙致祭乃是道教科仪，它源于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刘宋时已初步形成仪式，其一般方式是将写有愿望的文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用青丝捆扎，举行醮仪后，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作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对于这一问题，最近的研究成果颇多，可以参看。[19]  在这方题名中，没有道士的痕迹，但这样的仪式没有他们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